戚于贫贱’。始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中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岂非言行相副之明验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几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贵，不亦过乎？使杨子果好富贵，则必为莽佐命，不在刘、甄之下矣。”俞云：“王莽居摄三年，刘歆与博士诸儒议莽母功显君服，称‘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错之功。’然则伊尹、周公者，莽居摄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国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则不自以伊尹、周公，而以为虞舜矣。杨子此言，与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同意。笺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借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曰：‘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乎？’是亦不许其为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辞，后人鲜或能喻矣。或疑杨子既不谄莽，何必为此言。温公释之曰‘晋袁宏作东征赋’云云，温公之论，亦属肤浅。杨子特着此文，盖有微意矣。法言一书，终以孝至，是篇论唐、虞、成周，而终之以汉。上文曰：‘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汉德其可谓允怀矣。’下文曰：‘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终之曰：‘唐矣夫！’盖以汉德上媲唐尧也。中间特着此文，以见汉祚中绝之由。且上言允怀，见民心之思汉也；下言中天，见汉祚之方半也。若无此文，则前后文之微意皆不见矣。故依杨子之文观之，自唐、虞、成周而汉，汉绝于新，新复为莽，历历可数。至诚前知，杨子之谓矣。”荣按：法言此文，最为后儒诟病。困学纪闻云：“法言末篇称汉公，斯言之玷，过于美新矣。司马公虽曲为之辩，然不能涤莽大夫之羞也。”其为子云解脱者，或以此为出于后人之附益，张氏澍蜀典云：“太平御览扬子恬淡寡营，以卖文自瞻。文不虚美，人多恶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笔益之曰‘自周公以来’云云，缮写多行于世，至今无有白其心迹者。按抱朴子云：‘王莽之世，卖饼小人皆得等级；斗筲之徒，兼金累紫。’扬子云确然忠贞之节形矣。亦可见莽大夫之诬题目也。”凡此皆未达古人立言之旨，而谬为之说。窃谓欲明此文之义，有不可不最先明辩者，即法言之成，果以何时是也。温公谓此书之成当在平帝之世，而弘范发挥本书微旨，多云病篡之辞，则以此书为成于莽世。愚考子云自序历述生平著书，至譔法言而止，且此后更无它文，则法言必为子云晚年之作。其成书之年，去卒年当无几。以本书各篇明文证之，如本篇称“汉兴二百一十载”，明用始建国元年，莽策命孺子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之语。又称“复其井、刑，免人役”，莽制井田及禁民买卖奴婢，均始建国元年事。而重黎篇称“羲近重，和近黎”，莽之分置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在天凤元年，详见重黎疏。则法言之成，乃在天凤改元以后，辞事明白，无可疑者。是时莽盗窃已久，普天率土，同蜷伏于新皇帝威虐之下，而此乃用其居摄以前称，称莽为公，系之于汉，其立言之不苟为何如？孟子言：“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今谓过于阿衡，即不啻直斥其篡逆之恶。故使此言而发于孝平之世，则不免于逊媚之讥；若发于莽称新皇帝以后，则正名之义，谓之严于斧钺，可也。注“言蔽天地而无惭，教关百代而不耻”。按：此用本书五百语。（一）“令”字原本讹作“今”，据汉书王莽传改。
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注〕言人民众多富盛也。辟廱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注〕言若尽此诸美以侪勉人者，无羡唐、虞之世也。〔疏〕“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者，音义引柳云：“杨子极阴阳之数，此言知汉祚之方半耳。”按：前汉起高帝己未，至平帝乙丑，凡二百十二年。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此即子厚说所本，然实未当。宋云：“子云虽学极阴阳，然亦不当逆知汉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犹中兴也。盖子云睹莽之强篡而立，复暴桀如是，天下思汉德未已，知赤氏之运未去，必有中兴而王者，言庶几乎近也。”吴云：“子云上称汉德之允怀，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汉载之中天，是睹民思汉德，莽为不道，必有中兴之义，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礼明之也。子云曰：‘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云其圣人之徒欤？”二说虽与子厚小异，然其以此文为子云逆知汉道之当复兴则同，但不言数而言理耳。荣谓中天犹云极尽。子云不与莽之篡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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