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绪言
在本书第一编中论述的各项原理，在某些方面，和我们现在要开始考察的有很大的区别。财富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physicaltruth）的性质。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人类生产什么，都必须按照外界物品构成和人类身心结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方式和条件来生产。不论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生产都要受以前的积累量的限制。如果积累量是一定的，生产就与他们的精力、技能、机器的完善程度以及他们利用协作劳动的优点是否得当成比例。不论他们是否喜欢，在同一块土地上，除非在耕作过程中作了某些改良，否则，投入的劳动量增加一倍不会使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不论他们是否喜欢，个人的非生产性开支只会使社会相应地趋于贫困，而只有他们的生产性开支才会使其富裕起来。对这些不同事物可能具有的看法或希望，都决定不了事物本身。实际上，我们无法预测，今后由于对自然法则具有更多的了解，可以提出我们目前毫无所知的新的生产工艺，会使生产方式发生多大变化，劳动生产力有多大的提高。但是，无论我们在物品构成所决定的范围内可以得到多少活动余地，我们知道这一定会有限度。我们无法改变物质或精神的根本性质，只能或多或少成功地应用这些性质，使我们感兴趣的事件能够出现。
财富的分配不是如此。这是一件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事情。一旦物品生产出来，人类就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随意处理。他们可按任何条件将这些物品交给自己中意的任何人支配。此外，当人类在社会中生活，而不是过绝对的独居生活时，人们不论采用什么处置办法，都要取得社会或代表社会积极力量的那部分人的同意。即令是某人靠自己辛勤劳动、没有别人帮忙生产出来的物品，若非得到社会的许可，他也无法保持。不但社会能把产品从他手里夺走，而且如果社会默认，或社会既不进行集体干涉，也不雇人来保护他的所有权，私人也可以把产品从他手里夺走。因此，财富的分配要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决定这种分配的规则是依照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见和感情而形成的。这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内是很不相同的。并且，如果人们愿意，差别还可以更大一些。
毫无疑问，人类的意见和感情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是人类本性的各种基本法则同当时的知识、经验、社会制度、智力和道德修养状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关于人类意见如何产生的法则不是我们现在要谈论的。它们是人类进步一般理论的一部分。对这方面的探索比政治经济学要广泛和困难得多。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财富可据以分配的法则产生的原因，而是这种法则所造成的结果。至少，这些结果并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而是象有关生产的各种法则一样，富于自然法则的性质。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控制不了其行为给他们本人或别人带来的后果。社会可以使财富的分配按它认为最好的规则进行，但是必须通过观察和推理，象寻求自然界或精神上的其他一切真理那样，明了这些法则的作用会产生什么实际结果。
然后，我们进而考察分配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或者是已在实践中采用，或者是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的。在这些方式中间，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制度，除某些特殊情况外，这一制度一直是社会采取各种经济措施的依据，虽然它的各种次要特性曾有变化，以后也会有变化。当然，我指的是私有财产制度。
第二节问题的提出
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并非来源于对其有用性的任何考虑。这种考虑是私有制建立以后人们为其辩护所持的理由。从研究历史和观察我们时代类似的社会状况获得的有关野蛮时代的知识充分表明，起初设立裁判所（它总是先于法律而存在）不是为了确定权利，而是为了制压暴虐和排除纠纷。由于主要考虑这一目的，他们自然会对最初占有赋予法律上的效力，而把行使暴力来夺取或企图夺取别人所有物的人当作侵害者看待。政府原先的目的——维持社会秩序就这样实现了。同时，对已经占有物品的人，即令这种物品不是个人努力的成果，也确认其占有，这附带地给与了他们和其他的人一种保证，即，凡属自己努力成果的物品，可以得到保护。
在将所有制作为社会哲学的一个问题来考察时，我们必须将它在欧洲任何现存国家中的真正起源排除在考虑之外。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不受原先占有牵制的社会。一群殖民者最初占据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他们除了共有的物品以外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可以任意采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制度和政体；因此，他们要就按私有制原则，还是依靠某种公有制和集体力量来进行生产作出抉择。
如果采用私有制，我们必须假定并未伴有妨碍古代社会的私有制原则产生有益作用的原始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婦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可以设想，在原先分配时就对自然的损害给予了补偿，并让身体虚弱的社会成员在分配上占些便宜，以取得平衡。但是，这种分配一经实施，就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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