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英国农民只需半个戈比，而一个俄国地主则需3戈比或4戈比。普鲁士参赞雅各布曾证明，虽然在俄国每样东西都很便宜，但一个农奴的劳动却比英国劳动者的劳动要贵一倍。施马茨根据他的了解和观察，对于普鲁士农奴劳动的不生产性作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描述。他明确地指出，在奥地利，一个农奴的劳动只等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三分之一。在一本精心编写的农业著作中（我曾受益于从中摘引的某些资料），为实用目的所作的这一计算，曾被用来决定耕作某一给定规模的庄园所需劳动者的数目。劳动地租对农业人口的勤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确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一般改革方案不易推行的奥地利，只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地租抵代方案和计划受人欢迎的程度，不低于北德各个不平静的省份。”
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具有的缺陷，即使有优良的指挥和监督也不能弥补。琼斯先生接着说，土地所有者“以他们自己土地的耕作者的身分，必定会成为农业人口勤劳的唯一指导者和指挥者。”因为当劳动者属于地主所有时，资本主义农业家这样一个中间阶级不可能存在。任何地方的大地主都属于怠惰阶级，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干点什么，他们所热中的只是优越者总是能为自己保留最大、最好部分的工作。正如琼斯先生所说：“贵族地主阶级为了以特权和高位保护自己，或者由于地位优越和习惯的关系，也担任军事的、政治的职务，希望他们全都成为倾注心力的耕作者，是不现实的、荒谬的。”即令在英国，如果每块土地的耕作都依靠它的所有者，则其结果如何，任何人都能看出。广泛利用科学、努力工作的事例时或有之，有一些也获得若干成就，但是农业的一般情况总是不佳。
第三节从奴隶所有者的利害关系来看奴隶解放
奴隶所有者是否本身会因奴隶解放而受到损失，这一问题与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中何者对社会比较有效是不同的。人们曾将它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进行很多讨论，似乎认为有可能由此得到某种一般性的解答。奴隶制或自由劳动中何者对雇主更为有利，取决于自由劳动者工资的多寡。而这种工资又取决于劳动人口与资本和土地的比例。雇佣劳动的效率通常要比奴隶劳动高得多，因而雇主即使付出比他以前用于供养奴隶的费用高得多的工资，仍然可以从这一变革中获得利益，不过，他不能无限制地这样做。欧洲农奴制的衰落以及西方国家农奴制的消灭，毫无疑问会因人口的增长能给主人带来金钱利益而得到加速。人口增长加强了其对土地的压力，这时，如果在农业上没有任何进步，则供养农奴的费用必然增加，农奴的劳动价值也随之降低。假使其工资水平一如爱尔兰或英格兰（在英格兰，考虑到工资同劳动效率的比例，其劳动同爱尔兰的劳动一样便宜），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奴隶制是有利的。如果爱尔兰的农民是奴隶，他们的主人会愿意象地主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仅仅为了摆脱他们而支付大笔款项。很少人会怀疑，在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的西印度群岛，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二者的利益相比，天平的一端将大大地倾向于奴隶制，为了废除奴隶制而给予奴隶所有者的赔偿不会高于、也许甚至少于他们的损失。
对奴隶制的起因已经作过充分的评述，这里无需多讲。奴隶制的缺点也不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虽然大不列颠大部分有权势的阶级对美洲的斗争所流露的心情，显示出当前这一代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严重地落后于上一代人的积极行动。西印度黑奴解放者的子孙热切期望和鼓励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这个国家按照它所信奉的原则并为强烈的利害关系所驱使，发誓要以武力将奴隶制推广到它的势力能渗透到的全球每一个地区。这表明英国中上层阶级的领导集团的精神状态极为可悲，它将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幸运的是，他们对于这一罪恶事业（他们不以盼望它成功为可耻）除了给予语言上的支持以外很快停止了实际援助。只是由于美国自由各州的儿女流了宝贵的鲜血，而其精神和道德的价值由于无可估量地提高，奴隶制的灾祸才在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绝了迹。它只在巴西和古巴找到最后的暂时庇护所。除了西班牙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欧洲国家参与这一罪恶行为。甚至农奴制目前在欧洲也不再合法了。丹麦以其为欧洲大陆国家中最先仿效英国解放其殖民地奴隶的国家而获得荣誉。英雄而遭到诽谤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最早行动之一就是废除奴隶制。荷兰政府也不甘心长期落后，现在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我相信已经没有真实的奴隶制；虽然为政府当局进行的强迫劳动仍然是爪哇公认的一项制度。我们可以希望，它很快会为完全的个人自由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