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的题目，已有许许多多优秀的著作论述过了，因而看来需要对于本书的出版做一点解释。
也许只要说一下现有政治经济学专著都没有包含这方面理论上的最新进展就够了。最近几年的讨论，特别是关于通货、外贸以及或多或少与殖民化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的讨论，已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和对这些新思想的应用。看来有理由对政治经济学领域重新全面地审视一遍。即令只为采纳这些思考的结果和使它们与最优秀的思想家对这一主题先前所制定的原理协调一致，也应当这样做。
然而给具有类似书名的以往著作补充不足之处，并不是作者所要达到的唯一甚或主要的目的。本书的构思不同于英国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后所出版的任何一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最大特点，使它和某些其他著作最不相同的特点，乃是它始终把原理和应用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著作虽然和它是不相上下或甚至还略胜一筹，但只不过是这一主题一般原理的说明。这本书包含着比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抽象思维的分支更为广泛的思想和课题。实际上，政洽经济学是同社会哲学的很多其他分支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的。除了一些单纯的枝节问题，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即令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纯经济问题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因为亚当·斯密从未忘记这一真理；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方面经常进行远多于纯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他对为了实践目的来掌握这一主题的原理，提出了有充足理由的看法。由于这一点，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只有《国富论》这部著作，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而且在上层社交界人物和国会议员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本书作者认为，一本在目的和总概念上类似于亚当·斯密，而与现代更广泛的知识和进步观念相适应的书，是目前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贡献。《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而社会哲学（实际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从未使他所论述的特殊问题与社会哲学分开）虽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时期，同亚当·斯密时代相比也已大为进步。然而，自从有了这种学说以来，还没有人做过将他探讨问题的注重实际的方法和已增加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尝试，或者象他使那个时代的哲学同社会经济现象相联系并取得那么令人钦佩的成就那样，坚持用现代最好的社会思想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
这就是本书作者摆在自己面前的设想。即令在实施中只有部分成功，也会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成就，因而他愿冒一切失败的危险。然而，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即，虽然他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在问题的性质许可的范围内，他将尽可能使其著作具有通俗性，但是，他并未试图用牺牲严格的科学论证来换得这些好处。尽管他希望本书应该不止是仅仅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学说，他也认为其中应该有这种说明。
［在1849年第二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本版中的增补和改动一般都不重要；但是，自从本书写成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显示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益增加，因而将论述社会主义的篇幅扩大一些是合乎需要的。特别是因为在书中对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提的具体方案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被误解为一概指责一般以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概括的一切计划，这样做更有必要。不过，妥善而充分地评述社会主义及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只能在其他单独的著作中进行。
第三版序言［1852年7月］
本版作了全面修订。有几章内容大大地增加了或完全重写了。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废除投标佃农制度的方法》这一章所包含的建议只与爱尔兰有关，而爱尔兰的状况已由于后来发生的事件而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第三编第十八章所提出的国际价值学说作了增补。
论所有制的一章几乎完全重写了。该章虽然包含对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所提方案的反对意见，但我完全不想把它当作被看成人类发展的最终结果的社会主义的谴责。在这一版中可以看到的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对意见是，一般说来人类尚处于没有作好准备的状态，劳动阶级更是如此。他们对于要求他们具有高度的才智或道德的各种行为规则目前还很不适应。在我看来，社会改良的崇高目的，应该是通过教养，使人类适应于将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劳动战果的公平分配（现行的财产法规并不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状态。当智育和德育达到这一状态时，无论是某种形式的私有财产（虽然这与目前的形式大不相同）还是生产手段的共有和产品有规则的分配，是否会最有利于造成幸福环境并使人性达到最完善的地步，都是必须留给那个时候的人民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一章，已以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法国合作社所提供的经验大大充实。这一重要的经验表明，比欧洲受到诽谤的民主运动发生以前所能顺利地做到的更广泛、更迅速地在劳动者中间建立合作社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民主运动虽然在目前已被蛮力压制下去，但它已广泛地播下了未来改进的种子。我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