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的黄金，或者是一点一滴地从集市和市场收集的，或者是从杂货商和纺织品商人的钱柜收集的。他们甚至从未提到过人们窖藏有大量贵金属，尽管硬币流通国家之间的全部国际支付有赖于这种窖藏的贵金属，尽管即使根据通货学说的假说，窖藏的货币也完全不可能影响物价。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金银币流通国家可以在毫不妨害国内繁荣的情况下，及时地作出金额多么巨大的支付；但是根据什么理由我们认为这种支付完全是用贮藏的金银进行的呢，我们无妨想一想，只以贵金属为媒介进行一切交易的一国金融市场，在必须对外支付几百万镑时，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种需要只能靠转移资本来满足；但是，这时为占有这种转移的资本而引起的竞争，不是必然会使市场利率提高吗？如果这几百万镑由政府来支付，政府不是多半要以比平时更加有利于出借者的条件举债吗？‘如果这几百万镑由商人支付，那么商人不是会向银行提取存款，或者如果没有银行，从自行保存的准备金中提出，或者不得不作为借主到金融市场去借取所需要的硬币吗？’而所有这些不是必然会对贮藏的金银发生影响，使货币兑换商（有些货币兑换商容藏金银，正是为了等待这种有利可图的机会）将他们所积聚的部分金银投入流通吗？……
“在过去的4年〔从1844年算起〕中，我国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收支差额都是顺差，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以致流入的黄金总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00万英镑这一巨额数字。但是，在此期间，有谁听见欧洲大陆人民诉说深受其苦呢，欧洲大陆的物价是否以大大超过英格兰的幅度降低了呢，其工资是否下降了呢，或者商人是否由于他们的存货普遍贬值而大批破产了呢，这类事情都没有发生。欧洲大陆各国的商业和金融都很平稳；特别是在法国，岁入的增加和商业的扩展表明，该国的繁荣在继续发展。实际上，黄金的大量外流是否从该国真正流通的金属财富中取用过一枚拿破仑金币，是很令人怀疑的。而且，从信用状况平稳这一点可以推知，不仅零售市场上的交易所不可或缺的硬币供给从未间断，而且贮藏的财富依旧对正常的商业支付提供必需的便利。金属通货制度的本质在于，贮藏的财富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都应当有助于达到如下两个目的，即，第一，供给输出所需要的金银块，第二，补充国内通货，使之保持合理的数免在这种制度下做生意的每一个人，在经营过程中也许时常要向外国汇付巨额硬币，因而不仅为了在必要时补足所须汇付的款项，而且为了使自己在国内能够不间断地进行通常的交易，都必须在自己手头保持足够的金银，或者具有向邻人借用的办法。”
就贵金属而言，象英格兰这样信用非常发达的国家，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欧洲大陆国家，金银储藏在许许多多人手里，而在英格兰，金银则全部掌握在英格兰银行这一个机构的手里。因此，通货学说的理论原理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应允许贵金属的外流（如果通货完全是金属通货，则这些贵金属往往取自窖藏的金银）自由动用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准备金，而不要试图通过减少通货或收缩信用加以阻止。对于这种要求，人们也提不出有充分根据的理由来加以反对，除非贵金属外流的数量极大，有耗尽准备金从而停止兑付的危险；不过，对于这样的危险，人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预防，因为在我们所考察的几种情况下，贵金属的外流都是对外支付一定数额的钱所引起的，这种支付一经实现，贵金属的外流立即就会停止。而且，人们承认，在任何〔通货〕制度下，英格兰银行经常拥有的准备金，都应超过经验证明这种外流可能达到的最大数量；富拉顿先生断言其极限应为700万镑，但是图克先生则建议保持平均为1000万镑的准备金，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还提出要保持12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经常拥有的准备金（这种准备金决不用于贴现，而只用以兑现支票或钞票），当足以应付这种危机；因此，不用紧缩信用或通货致使危机加重，危机就会过去。这是这种情况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这一结局不仅同金属通货制度所公开宣称的原理相一致，而且也是这一原理所要求得到的结局，但金属通货制度的鼓吹者却声称，该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防止出现这种结局。他们夸大地说，黄金一旦外流（不论其原因如何，也不论在金属通货制度下是否会引起信用收缩），英格兰银行就不得不立即削减贷款。但是要记住，他们是认为，即使当时不存在必须纠正的物价上涨，也不存在需要紧缩的非同一般的信用扩张，而只是由于政府的对外支付引起了对黄金的需求，或只是由于歉收而需要大量输入谷物，英格兰银行也必须削减贷款。
如果假定这种准备金不足以应付对外支付，用以进行对外支付的资金必须取自国内的可贷资金，那么利率就必然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上一定程度的货币短缺是不可避免的；而把英格兰银行分为银行部与发行部则会大大加重货币的短缺。按照通常的说法，这时1844年条例只能以如下方式起作用，即：阻止英格兰银行在以（例如）300万镑的金银块兑换成它发行的300万镑钞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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