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眼一丝都不乱，——虽然可以博得“吊者大悦”，然而这里面往往没有一点真的宗教感情。就是那位气度最可爱的孔子，也不过能比一般职业的相礼祝人忠厚一等而已：
于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种意境都只是体恤生人的情绪，而不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宗教态度。
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福音》书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文士” （SCribe一和“法利赛人”（Phdrisees）。（“文士” 与“法利赛人”都是历史上的派别名称，本来没有贬意。因为耶稣攻击过这些人，欧洲文字里就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成见，这两个名词就永远带着一种贬意。我用这些名词， 只用他们原来的历史意义， 不含贬议。）（天主教新译的《福音》皆译作 “经师”和“法利塞人”。“经师”之名远胜于“文士”。适之）犹太的“文全” 和“法利赛人”都是精通古礼的，都是“习于礼”的大师，都是犹太人的“儒”。耶稣所以不满意于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熟于典礼条文，而没有真挚的宗教情感。中国古代的儒，在知识方面已超过了那民众的宗教，而在职业方面又不能不为民众做治丧助葬的事，所以他们对于丧葬之礼实在不能有多大的宗教情绪。老子已明白承认“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了，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也能看透“丧与其易也宁成”了，然而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他的弟子如“堂堂乎”的子张也已宣言“祭总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了，然而他也不能不替贵族人家做相丧助葬的事。苦哉！苦哉！这种知识与职业的冲突，这种理智生活与传统习俗的矛盾，就使这一班圣贤显露出一种很像不忠实的体化意味。
我说这番议论，不是责备老孔请人，只是要指出一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五百年必有圣者兴”，民间期望久了，谁料那应运而生的圣者却不是民众的真正领袖：他的使命是民众的“弥赛亚”，而他的理智的发达却接近那些“文士’与“法利赛人”。他对他的弟子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他的宗教只是“文士”的宗教，正如他的老师老确的宗教也只是“文士”的宗教一样。他不是一般民众所能了解的宗教家。他说：
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疲，夫何忧何惧2
他虽然在那“吾从周”的口号之下，不知不觉的把他的祖先的三年丧服和许多宗教仪节带过来，变成那殷周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了，然而那不过是殷周民族文化结婚的一份陪嫁妆奋而已。他的重大贡献并不在此，他的心也不在此，他的历史使命也不在此。他们替这些礼文的辩护只是社会的与实用的，而不是宗教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虽然做了那些丧祭典礼的传人地们始终不能做民间的宗教领袖。
民众还得等候几十年，方才有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出现。那就是墨子。
墨子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些儒者终生治丧相礼，而没有一点真挚的尊无信鬼的宗教态度。上文所引墨者攻击儒者的四大罪状，最可以表现儒墨的根本不同。《墨子 ·公益》篇说：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回：“君子必学祭祖。”
这个人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把职业。这是墨子的宗教热诚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驳他说：
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否也。
懂得这种思想和“祭如在”的态度的根本不同，就可以明白墨家所以兴起和所以和儒家不相容的历史的背景了。
二十三·三·十五开始写此文
二十三·五·十九夜写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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