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篇“赤尔何如”一段，赤所谓 “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也是“相礼”之一例。《乡党》篇有“君君使嫔”一章，也是相礼之一例。适之，一九五三，十，七）
以上记“儒”的生活，我们只用那些我们认为最可信的史料。有意毁谤儒者，而描写不近情理的材料，《庄子》记“大儒以诗礼发家”的文字，我们不愿意引用。如果还有人觉得我在上文描写“儒”的生活有点近于有心毁谤孔门圣贤，那么，我只好请他平心静气想想孔子自己说他的生活：
出则事公卿， 入则事父兄； 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九）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儒”的生活的概略。纵酒是殷民族的恶习惯（参看前章引《酒语卜段，）《论语》里写孔子“不为酒困”“唯酒无量，不及乱”，还可见酗酒在当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丧事木敢不勉”，是“儒”的职业生活。 “出则事公卿”，也是那个不学稼圃的寄生阶级的一方面。
四
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土，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如盘剥、何忌，南宫适）；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了。
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一个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职务。《论语》记孔子的生活，有一条说：
乡人体，“孔子”朝服而立于昨阶。
排是赶鬼的仪式。《檀弓》说：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胆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房，巷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平？”
县子见于《擅弓》凡六次，有一次他批评子游道：“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这可见县子大概也是孔子的一个大弟子（《史记·什尼弟子传》有县成，字子棋。《檀的称县子琐）。天久不雨，国君也得请教于儒者。这可见当时的儒者是各种方面的教师与顾问。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 国君求雨， 他们也都有事，——他们真得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了。《论语》记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论语》又记：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欢？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因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日，“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平哉？不多也。”
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
但这个广义的，来源甚古的“儒”，怎样变成了孔门学者的私名呢？这固然是孔子个人的伟大成绩，其中也有很重要的历史的原因。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
这个历史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殷商亡国之后，在那几百年中，人数是众多的，潜势力是很广大的，文化是继续存在的。但政治的势力都全在战胜的民族的手里，殷民族的政治中心只有一个包围在“诸姬”的重围里的宋国。宋国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我们看那前八世纪宋国～位三朝佐命的正考父的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这是何等的柔逊谦卑！宋国所以能久存，也许是靠这种相传的柔道。周室东迁以后，东方多事，宋国渐渐抬头。到了前七世纪的中叶， 齐桓公死后， 齐国大乱，宋襄公邀诸侯的兵伐齐，纳齐孝公。这一件事成功（前六四二）之后，宋襄公就有了政治的大欲望，他想继承齐桓公之后作中国的盟主。他把胜子、婴齐捉了；又叫胡人把鄙子捉了，用哪子来祭次难之社，“欲以属东夷”。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营，取郸，献俘，始用人于是社。”这样恢复一个野蛮的旧俗，都有取悦于民众的意思。宋襄公眼光注射在东方的殷商！日土，所以要恢复一个殷商宗教的陋俗来巴结东方民众。那时东方无霸国，无人与家争长；他所虑者只有南方的楚国。果然，在盂之会，楚人捉了来襄公去，后来又放了他。他还不觉悟，还想立武功，定霸业。湖之战（前六三八），楚人大败宋兵，宋襄公伤股，几乎做了第二次的俘虏。当流之战之前，
大司马固谏（大司马是公子目夷，即予鱼。“固”是形容“谏”字的副词。杜预误解“固”为公利、固，校记·宋世家》作予鱼谏，不误）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杜预误读“弗可。赦也已。”此五字当作一句读。子鱼先反对襄公争盟。到了将战，他却主张给楚兵一个痛快的打击，故下文力主趁楚师未既济时去之。丁声树先生说“弗”字乃“不之”二字之合。此句所含“乏’字，正指敌人。既要做中兴殷商的大事，这回不可放过敌人了。）
这里忽然提出复兴殷商的大问题来，可见宋襄公的野心正是一个复兴民族的运动。不幸他的“妇人之仁”使他错过机会；大败之后，他还要替自己辩护，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亡国之余”，这也可见殷商后人不忘亡国的惨痛。三百年后，宋君假自立为宋王，东败齐房败楚，两败魏，也是这点亡国遗憾的死灰复燃，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殷商民族的政治的复兴，终于无望了。
但在那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几百年中，他们好像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养成了一个“救世圣人”的预言，这种预言是亡国民族里常有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弥赛亚”（Messiah）降生救世的悬记，后来弓I 起了耶稣领导的大运动。这种悬记（佛书中所谓“悬记”，即预言）本来只是悬想一个未来的民族英雄起来领导那久受亡国苦痛的民众，做到那复兴民族的大事业。但年代久了，政治复兴的梦想终没有影子，于是这种预言渐渐变换了内容，政治复兴的色彩渐渐变淡了，宗教或文化复兴的意味渐渐加浓了。犹太民族的“弥赛亚” 原来是一个复兴英雄，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世的教主，这是一变；一个狭义的，民族的中兴领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这一变更远大了。我们现在观察股民族亡国后的历史，似乎他们也曾有过一个民族英雄复兴殷商的悬记，也曾有过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
我们试撇开一切旧说，来重读《商颂》的《直鸟》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光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精是承。
邦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破四海，四海来假。
来仅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此诗旧说以为是积高宗的诗。但旧说总无法解释诗中的“武了孙子”。也不能解释那“武丁孙子”的“武王”。郑玄解作“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朱衰说：‘武王，汤号，而其后世亦以自称也。言武了孙子，今袭汤号者，其武无所不胜。”这是谁呢？段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我看此诗乃是一种预言：先述那“正域彼四方” 的武汤，次预言一个‘警域彼四海”的“武了孙子——武王”。“大精”旧说有二：《韩诗》说穆为“大祭”，郑玄训箱为“黍稷”，都是臆说（朱骏声机文通训定声》误邮商硕·烈祖》有“大精是承”，训黍稷；又“会马”有“大精是承”，《韩诗》训为大祭。其实《烈祖》无此句）。我以为“穆”字乃是“醋”字，即是“艰”字。艰字括文作岭， 字损为精。 惆书·大话》，“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 “大艰”即是大难，这个未来的“武王”能无所不胜，能用“十乘”的薄弱武力，而承担“大艰”；能从千里的邦较而开国于四海。这就是殷民族悬想的中兴英雄。（郑玄释“十乘”为“二王后，八州之大国”，每国一乘，故为十乘！）
但世代久了，这个无所不胜的“武王”始终没有出现，宋襄公中兴殷商的梦是吹破的了。 于是这个民族英雄的预言渐渐变成了一种救世圣人的预言。 《左传》（昭公七年）记益债子将死时名其大夫日：
吾闯将有达者，日孔丘，圣人之后也，而死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位戴武宣，三个兹益共人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好。循墙而走，亦莫敢余海。淳于是，盟于是，以潮余口。”其共也如是。藏孙韩有言日：“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令其将在孔丘乎？
孟僖子死在阳公二十四年（纪元前五一八），其时孔子已是三十四岁了。如果这种记载是可信的，那就可见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说他是“圣人之后”，并且说他是“圣人之后”的“达者”。（适按，《论语》十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于日，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二…”此可以解释“达者”“达人”的普通意象。据博子引臧孙给的话，臧孙给自己也是当时人称为“圣人”的，《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说：
臧武伸雨过御叔，御叔在其色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臧孙给去国出奔时，孔子只有两岁。他说的“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八”，当然不是为孔丘说的，不过是一种泛论。但他这话也许是受了当时鲁国的殷民族中一种期待圣人出世的预言的暗示。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猜想；但孟债子说，“吾闻特有达者日孔丘”，这句话的涵义是说：“我听外间传说，将要有一位达人起来，叫做孔丘。”这可见他听见了外间民众纷纷说到这个殷商后裔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或圣人；这种传说当然与臧孙统的预言无关，但看益倍子的口气，好像民间已有把那个三十多岁的孔丘认做符合某种悬记的话，所以他想到那位不容于各国的圣人臧孙艳的悬记，说，“令其将在孔丘乎广这就是说：这个预言要应在孔丘身上了。这就是说：民间已传说这个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了，臧孙艳也有过这样的话，现在要应验了。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那多数的东方股民族之中，早已有一个“将有达者”的大预言。在这个预言的流行空气里，鲁国“圣人”臧孙终也就有一种“圣人之后必有达者”的预言。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民间预言的形式大概是说：“殷商亡国后五百年，有个大圣人出来。”我们试读《孟子》，就可以知道“五百年”不是我的瞎说。孟子在他离开齐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对他的弟子充虞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大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分之世，舍我其谁也？（松孙丑》下）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乃是古来一句流行的预言，所以孟子很诧异这个“五百年”的预言何以至今还不灵验。但他始终深信这句五百年的悬记。所以《孟子》最后一章又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芳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平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这样的低徊追忆木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上距殷武度的灭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由来已久，所以宋襄公（秋之战在前六三八）正当殷亡后的第五世纪，他那复兴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个预言之下的产儿。到了孔子出世的时代，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殷民族的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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