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年报》四，页十六），颌刚何不试想，假使《原道》一篇的前段每用一句《老子》 都得加“老子曰” ，那还成文章吗？我们试举上文所引《吕氏春秋》的第八例来看看：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假定这种里面真是套了《老子》的‘上而不有，为而不待”，请问：如果此文的作者要想标明来历，他应该如何标明？他有什么法子可以这样标明？颌刚所举的五十条例子， 所谓“同” ，所谓“谈合”，所谓“甚相似”，至多不过是这样把《老科的单辞只字“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在行文的需要上，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老于日”的道理，也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来历的方法。所以我说，这些例子都不够证明什么。如果他们能证明什么，至多只能够暗示他们会用了《老子》的单辞只字，或套用了《老子》的腔调而已。李俊佳句往往似阴理，他虽不明说阴镇，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证明阴罂生在李白之后。
顾先生此文的后半，泛论战国后期的思想史，他的方法完全是先构成一乍‘时代意识”，然后用这“时代意识”来证明《老子》的晚出。这种方法的危险，我在前面第（三）（四）两节已讨论过了。
八八
我已说过，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这篇文字只是讨论他们的证据的价值，并且评论他们的方法的危险性。中古基督教会的神学者，每立一论，必须另请一人提出驳论，要使所立之论因反驳而更完备。这个反驳的人就P4做一魔的辩护士” （Advocatusdiahai）。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给我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 “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文。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至于我自己对刊老子产代问题的主张，我今天不能细说了。我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Ofjudgeln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一九三三年元旦改稿附录一：与钱穆先生论《老子们题书（胡。）宾四先生：
去年读先生的《向欧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欲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 “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
“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则老子》，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赖老子》语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妨此推断”月不可说‘真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矢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令’之说，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中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有疑”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天皇为实有，而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苟卿号称儒家，而其《无论》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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