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各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初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地叫做“大”。
这个观念本不易得多数人的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但到此时期，——如《庄子》书中，——这种见解已成为一个武断的原则，不是那“强为之名”的假设了。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请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
指教。
胡适二十．三．十七
附录二：致冯友兰先生书（胡适）芝生吾兄：
承你寄赠忡国哲学史讲义，多讲多讲。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仍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对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着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回臧文仲，既没，其言立。”（适按，文件死在文公十年〔六一七〕。叔孙豹说此话在襄公二十四年〔五四九〕。《释文风：今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检元熙以前本，则无“于世”二字。）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巩说更不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在《论语》之前。《论语·擅引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 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 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论语》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体户
怀疑《老科，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始苏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
一矛L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 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放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份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论语》“以德报怨”一章是批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神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五、老子有许多话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试问邓析是不是春秋时人？做那《伐植朋硕鼠》的诗人又是什么时代人？
六、老子所用‘猴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易经》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侯”。“坎’努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三公也”。孔子可以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 郊把志》不说“社主，故周之右将军’鸠？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近日写忡古哲学史》，已有一部分脱稿，拟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写印成时，当寄一份请教。
胡适十九·三·二十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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