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论
在五世纪的晚期，北方有两个印度和尚提倡两种禅学，开辟了两个伟大的宗派。一个是跋陀，又译作怫阳；一个是菩提达摩。佛陀弟子道房传授“止观”禅法给僧稠（四八0——五六O），僧稠成为北齐的大师，撰《止现法》两卷，道宣《续增传》称其书“味定之宾，家藏一本”。止观禅法是南岳天台一派的主要教义；虽然南岳慧思（五一四——五七七）和他的弟子天台智凯都远攀马鸣、龙树做祖宗，而不肯明说他们和佛陀、增稠有渊源，我们可以推测佛陀、僧稠是南岳天台一宗的远祖。
菩提达摩教人持刀《楞伽经》，传授一种坚忍苦行的禅法，就开创了楞伽宗，又称为“南天竺一乘宗”。达摩死后二百年中，这个宗派大行于中国，在八世纪的初年成为一时最有权威的宗派。那时候，许多依草附木的司禅和尚都纷纷自认为菩提达摩的派下子孙。 牛头山法融一派本出于三论宗， 讲习的是《大品般若经》和《大集经》，道宣作《法融传》，凡二千四百三十三字，无一字提到他和楞伽宗有关系。但是牛头山的后辈居然把法融硬派作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子孙，成了得伽宗的忠实同志了。还有岭南韶州曾侯溪的慧能和尚，他本是从《金刚般苦经》出来的，也和“楞伽”一派没有很深的关系，至多他不过是曾做过楞伽宗弘忍的弟子罢了。但是慧能的弟子神会替他的老师争道统，不惜造作种种无稽的神话，说慧能是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弘忍的“传衣得法”弟子。于是这一位“金刚般若”的信徒也就变成 “楞伽”的嫡派了。后来时势大变迁，神会捏造出来的道统伪史居然成了信史，曹溪一派竞篡取了楞伽宗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司禅和尚又都纷纷攀龙附凤，自称为曹溪嫡派，一千多年以来的史家竟完全不知道当年有个楞伽宗了。
我们看了楞伽宗史迹的改章与湮没，忍不住一种打抱不平的慨叹，所以现在决定要重新写定菩提达摩一派的历史。
道宣（死在六六七）在七世纪中叶编纂《续僧传》，很明白僧稠和达摩两派的旨趣和倾向的不同，他在《司禅卜门的叙论里说：
然而现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念处即印度禅法的四志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暗。可崇则情事易显，幽暗则理性难通。
当七世纪中叶，道宣当然不能预料以后六七十年中的楞伽宗变化升沉的历史。然而，正因为他不知道八世纪以后争道统的历史，他的《续僧传》里保存的一些楞伽宗史料是最可靠的记载，可以供给我们考订那个奇特的宗派的早期信史，可以使我们用他的记载来和八世纪以后伪造的史迹相参证比较，考证出后来种种作伪的痕迹来，同时从头建造起一段可信的中国禅学史来。
道宣的记载之外，近年敦煌出现的古写本，和日本保存的古写本，都供给我们重要的史料。
＿、菩提达摩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以胡适文存江集，页四四九 ——四六五），发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四七 O——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证据有二：
一、《续增传》说他“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二、《续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禅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措通五年（五二四）也。”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约四八五左右），因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岁，已离开北方了。旧说，达摩曾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或说是普通元年（五二O），或说是普通八年（五“七）。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一、《续增传》全无此说。
二、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在北方至少已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杨衍之《洛阳伽蓝记》（成书在五四七）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间。
四、不但七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八世纪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x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里也没有此事。
五、这段神话起于八世纪晚期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看胡适同上书，贾四五八二一四六一）。这可见这个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
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九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以见刘来之亡，下可以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作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久了，真老了，只好‘名言年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