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字必非“慎”误，此石台本之不可从者。《卿大夫章》注“懈，墯也。”此作“惰”，与天圣本、正德本合。《士章》此作《士人章》，与《古文孝经》别本合。《孝治章》注“临抚其人”，岳本改“抚”作“於”，此作“临莅”，可知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误。《纪孝行章》注“擗踴哭泣”，此本“踴”作“踊”，与天圣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禀命也”，天圣、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所禀教命也”。然则重注本当是“臣之所禀命也”，各脱一字耳。“岂唯不孝”，此作“皆为”，与《疏》合。《广至德章》注“家到户至”，《正义》云“此依郑注”，《阮校》，《文选注》引郑注“家”作“门”。此仍作“门”，则知作“家”者，石台所改，恐非明皇原本。《应感章》注“光于四海”，“于”作“於”，石台、天圣、岳本皆同，与经不相应，此注作“充于四海”，乃知以“充”释“光”，故改“于”作“於”。石台等本注中之“光”，当为“充”误。是皆足以订证石台诸本异同之迹。至此本亦间有脱误，则由钞写笔误，不足怪也。 按源弘贤跋称，《应感章》“长幼顺，故上下治”，疏与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正义》云云，果与此本应。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条。《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恶，皆为不孝”。《正义》云云，亦与此本应，而与石台不合。窃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知元疏本为初注本而作，可谓至疏。岂邢氏作疏时第见元氏单疏而未见玄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宝二年”之注，不言“开元二年”，而疏中与石台本违异之处，遂失之不觉？然则此本真唐人之遗，为北宋人所不见，若非有元疏序可凭，谁信有此事哉！又按古注与疏皆别行，无合并之本。此本只录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并《三才章》、《广至德章》有“疏中”、“疏下”之语？然余所得日本《易》、《书》、《诗》古钞北宋单注本，其楣端往往录疏中要义，以便讲习，不得谓皆从南宋合并本录出也。日本古钞本经书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谓是彼国人所加，森立之谓是隋、唐之遗。余通观其古钞本，唐本最多虚字，至北宋始多删削而未尽，至南宋乃翦截八、九，遂各本为一律，颇与立之之说相应。但此本注脚较石台本每多“也”字。两本虽有初注、重注之分，不应违异若此。余后见钞本至多，乃知古钞者因注文双行难于均齐字数，故往往于对行字悬空数字者，增添虚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总在注末，而各钞不同，其在注中者，则原本皆如是，故各钞皆同。至于经文，则毫无增损。其有异同，故是隋、唐之遗。阮说、森说各据一边，为发其凡于此。 ○唐玄宗天宝《重注孝经》一卷（翻北宋本） 卷首题“孝经序”，次行上空四字，题“御制序并注”，序后上空四字，题“开宗明义章第一”。卷末间一行题“御注孝经一卷”，又间一行载《孝经音略》。每半板十五行，行二十二、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等，左右双边。书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按“通”字系章献明肃皇太后家讳，天圣元年，太后临朝称制，令天下皆避其父讳。明道二年，太后崩后，旧。）据“通”字讳，则此本当是天圣间刊本。其中与石台本异者，《开宗明义章》前无“孝经”二字，《诸侯章》注“履薄恐陷”，误“伉陷”，《卿大夫章》注“懈，墯也”，“墯”作“惰”。《孝治章》注“得小大之欢心”，脱“得”字；“助其祭亨也”，“亨”作“享”；“鬼神亨之”亦作“享”。《圣治章》注“悬衾箧枕”，“悬”作“县”。《五型章》注“臣所禀命”，“所”作“之”。《应感章》注“王者父事天”，“者”误“孝”。《丧章》“擗踊哭泣”注“踴”作“踊”。其他皆与石台本同，远胜相台岳本。文政九年狩谷望之以此本影抚重雕（板亦毁），有跋一通，引其国古制，颇足考见郑、孔、御注传习之由，录之如左。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直解》一卷（钞本） 此本孔传与前二本略同。《直解》一卷则为《孔序》作疏，不题撰人名氏。《访古志》载求古楼藏二通，题“魏刘炫”。“魏”为“隋”误，无论矣。但刘炫所作为《述议》五卷、《稽疑》一卷，不名《直解》，且此卷中明引《述议》“子者德之称”一条，则非《述议》审矣。又每章题解皆引《邢疏》（与山井鼎所称合，但彼本夹入注中，此则别为一卷。）则是以今文之疏，窜入古文之本。山井鼎称为后人附入，当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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