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粘腻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地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你就看看父亲吧，每天早晨起来，向上帝祷告，要祷告半个多钟头。父亲是跪着的，把眼镜脱掉，那喃喃的语声好像一个大蜂子绕着人的耳朵，嗡嗡的，分不清他在嘟嘟些个什么。有时把两只手扣在脸上，好像石刻的人一样，他一动不动，祷告完了戴起眼镜来，坐在客厅里用铁梨木制的中国古式的长桌边上，读那本剑英牧师送给他的涂了金粉的《圣经》。那本《圣经》装潢得很高贵，所以只有父亲一个人翻读，连母亲都不准许动手，其余家里别的人那就更不敢动手了，比马家的家谱还更尊严了一些。自从父亲信奉了耶稣教之后，把家谱竟收藏起来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取出来摆了一摆。并不像这本《圣经》那样，是终年到尾不准碰一碰的摆着。
马伯乐的父亲，本是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眼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他也学着说外国话，当地教会的那些外国朋友来他家里，那老头就把佣人叫成“Boy”，喊着让他们拿啤酒来：
“Beer，beer！”（啤酒）
等啤酒倒到杯子里，冒着白沫，他就向外国朋友说：
“Please！”（请）
是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
因为对于外国人的过于佩服，父亲是常常向儿子们宣传的，让儿子学外国话，提倡儿子穿西装。
这点，差不多连小孙子也做到了，小孙子们都穿起和西洋孩子穿的那样的短裤来，肩上背着背带。早晨起来时都一律说：
Good morning。
太阳一升高了，就说：
“Good today！”
见了外国人就说：
“Hello，How do you do？”
祖父也不只尽教孙儿们这套，还教孙儿们读《圣经》。有时把孙儿们都叫了来，恭恭敬敬地站在桌前，教他们读一段《圣经》。
所读的在孩子们听来不过是，“我主耶稣说”，“上帝叫我们不如此做”，“大卫撕裂了衣裳”，“牧羊人伯利恒”，“说谎的法利赛人”，……
听着听着，孩子们有的就要睡着了，把平时在教堂里所记住的《圣经》上的零零碎碎的话也都混在一道了。站在那里挖着鼻子，咬着指甲，终天痴呆呆的连眼珠都不转了，打起盹来。
这时候祖父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散了去。散到过道的外边，半天工夫那些孩子们都不会吵闹。因为他们揉着眼睛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打着哈欠。
还有守安息日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不准买东西，买菜买水果都不准的。夏天的时候，卖大西瓜的一担一担地过去而不准买。要吃必得前一天买进来放着，第二天吃。若是前一天忘记了，或是买了西瓜而没买甜瓜，或杏子正下来的时候，李子也下来了，买了这样难免就忘了那样。何况一个街市可买的东西太多了，总是买不全的。因此孩子们在这一天哭闹得太甚时，做妈妈的就只得偷着买了给他们吃。这若让老太爷知道了，虽然在这守安息日的这天，什么话也不讲；到了第二天，若是谁做了错事，让他知道了，他就把他叫过去，又是在那长桌上，把涂着金粉的《圣经》打开，给他们念一段《圣经》。
马家的传统就是《圣经》和外国话。
有一次正是做礼拜回来，马伯乐的父亲拉着八岁的雅格的哥哥。一出礼拜堂的门，那孩子看一个满身穿着外国装的，他以为是个外国人，就回过头去向人家说：
“How do you do？”
那个人在孩子的头顶上拍了一下说：“你这个小孩，外国话说得好哪！”
那孩子一听是个中国人，很不高兴，于是拉着祖父就大笑起来：
“爷爷，那个中国人，他不会说外国话呀！”
这一天马伯乐也是同去做礼拜的，看了这景况，心里起了无限的憎恶：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
马伯乐一边收拾着箱子，一边对于家庭厌恶之极的情感都来了。
这样的家庭是一刻工夫也不能停的了，为什么早不想走呢？真是糊涂，早就应该离开！真他妈的，若是一个人的话，还能在这家庭呆上一分钟？
还有像这样的太太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了。自从她生了孩子，连书也不看了，连日记也不写了。每天拿着本《圣经》似读非读地摆起架子来。她说她也不信什么耶稣，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家产，你能够不信吗？她说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
这个家庭，实在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
虽然马伯乐对于家庭是完全厌恶的了，但是当他要逃开这个家庭的前一会工夫，他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
“这是最后的一次吧！”
“将来还能回来吗？是逃走的呀，父亲因此还不生恨吗？”
他在脑子里问着自己。
“不能回来的了。”
他自己回答着。
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了。
背着父亲“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逃到上海第一封信该怎样写呢？
他觉得实在难以措词。但是他又一想，这算什么，该走就走。
“现代有为的青年，作事若不果断，还行吗？”
该带的东西就带，于是他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抓出不少乱东西来，有用的，无用的，就都塞在箱子里。
钟打了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天快亮的时候，他一听不好了，父亲就要起来了，同时像有开大门的声音。
大概佣人们起来了！
马伯乐出了一头顶汗，但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若带东西，大概人就走不了；人若走得了，东西就带不了。”
他只稍微想一想：
“还是一生的命运要紧，还是那些东西要紧？”
“若是太太回来了，还走得了？”
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
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巾。他连刀叉看也不看，无容怀疑地，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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