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路口上的指挥巡捕，竟在马路的中央修起了台子。印度巡捕又黑又大，满脸都是胡子，他站在台子顶上往下指挥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无数的车，无数的人都听他的号令。那印度巡捕吹着口笛，开关着红绿灯，摆着手，他让那一方面的车子通过，绿灯一开即可通过。他让谁停下，他就把红灯一开，就必得停下的，千人百人在他的脚下经过，那印度人威武得和大将军似的。
南京路上的夜晚，人多到一个挤着一个，马伯乐吃过了晚饭偶尔到南京路去走一趟。他没有目的，他不打算买什么，也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过去闲逛了一趟，因为一个人整天呆着，也太寂寞了。
虽然马伯乐是抱着逃难的宗旨，也并不以为寂寞，但寂寞是很客观地在袭击着他。若只是为着逃难，马伯乐再比这吃了更大的苦，他也抱了决心去忍耐，他不会说一句叫苦的话的。
现在马伯乐所苦的只有他的思想不能够流传，只有他的主义没有人相信。这实在是最大的痛苦，人类的愚昧何时能止，每每马伯乐向人宣传日本人就要打来，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的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着一边骂着，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因为任何东西都还保持着常态，都还一点也没有要变的现象。
马伯乐气愤极了，本来觉得先施公司的衬衫很便宜，竟有八九角钱一件的，虽然不好，若买一件将来逃难穿，也还要得；但是一生气就没有买，他想：
“买这个做什么，逃起难来……还穿衣裳吗！”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正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削了皮白生生地，用竹签穿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sorry！”
那外国人直着脖子走过去了，连理也没有理他，马伯乐一看那外国人又比他高，又比他大，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让他去了。
马伯乐并不是看得起外国人，而是他没有办法。
最后马伯乐看到了一家卖航空奖券的店铺。
那店铺红堂堂的，简直像过年了。贴着红纸的招牌，挂着红纸的幌子。呵呀，好热闹呵！
马伯乐一看：“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这次骂中国时，骂得尤其愤怒。他的眼睛几乎冒了火，他的手几乎是发了抖，原因是不但全个的上海一点将要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们反而都在准备着发财，
“国家，民族都没有了，我看你们发财吧！”马伯乐一句话也没有再多说，就从南京路上回来了。
一进门，照旧是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旧地呼吸着满屋大蒜的气味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一醒来，觉得实在有点不妙了，遭殃了，坏事了。
日本人怎么还不打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马伯乐从口袋里只能拿出十块钱来了，再多一块也没有了，把所有的零钱和铜板凑到一起，也不到一块。
马伯乐忧愁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愣想不到打得这样慢……”他很绝望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他想：
“假若日本人若再……若再……不用多，若再二十天再打不到青岛，可就完了。现在还有十块钱，到那时候可就完了。”
马伯乐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也都用光了。
原来他的计划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礼拜之内，日本人打到青岛，三四个礼拜打到上海。前边说过，马伯乐是不能够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在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自卢沟桥事变，他才微微有了点自信。也不能够说是自信，不过他偷偷地猜度着罢了。
到了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青岛一点动静也没有，上海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相信他是猜错了。日本人或者是要从卢沟桥往北打下去，往西打下去，往中国的中原打下来，而偏偏不打青岛，也不打上海。这也是说不定的。
马伯乐在地上走着走着，又踢倒子几个瓶子、罐子。照例地把它们又扶了起来。
日本人若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能来上海的。太太不来上海，钱花完了可怎么办？马伯乐离开青岛时，在他看来，青岛也就是旦夕的事情，所以他预料着太太很快就来到上海的，太太一来，必是带着钱的。他就有办法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又得回家了。”
他一想到回家，他的头脑里边像有小箭刺着似的那么疼痛。再回到家里将沦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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