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曰：“不正，则安得谓之才？”
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谓之才？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若不能归之以正，才则才矣，难乎语其仁也。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平药则常常日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谓良药也。《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时平治定，用之则否。《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谓渔者曰：“国家之兴亡，与夫才之邪正，则固得闻命矣。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
渔者曰：“择臣者，君也；择君者，臣也。贤愚各从其类而为。奈何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而必有桀纣之臣。尧舜之臣，生乎桀纣之世，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虽欲为祸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响，岂待驱率百然耶？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者远矣；上好利，下必好利，而不利者远矣。好利者众，则天下日削矣；好义者众，则天下日盛矣。日盛则昌，日削则亡。盛之与削，昌之与亡，岂其远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尝无小人，乱世何尝无君子，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众；；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
曰：“观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诸五谷，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犹生，耘之而求其尽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来矣。君子见善则嘉之，见不善则远之；小人见善则疾之，见不善则嘉之。善恶各人其类也。君子见善则就之，见不善则违之；小人见善则违之，见不善则就之。君子见义则迁，见利则止；小人见义则止，见利则迁。迁义则利人，迁利则害人。利人与害人，相去一何远耶？家与国一也，其兴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好生则世治，好杀则世乱。君子好义，小人好利。治世则好义， 乱世则好利。其理一也。”
钓者谈已，樵者曰：“吾闻古有伏羲，今日如睹其面焉。”拜而谢之，及旦而去。
整理者按：
程颢为邵雍所作《墓志铭》中有“有《问》有《观》”一句，《观》指《观物篇》，《问》则似指《渔樵问对》。又《朱子语类》卷一百有“康节《渔樵问对》、《无名公序》是一两篇书，次第将来刊成一集”之语录。还有“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气。所以重复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别寻去处故也”、“康节说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底几句，向尝以此数语附于《通书》之后”二条语录，卷一百十五又记：“旧尝见《渔樵问对》，问：’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天依形，地附气。其形远有涯，其气也无涯。‘意者当时所言，不过如此。某尝欲注此语于《遗事》之下，钦夫不许。细思无有出是说者。因问：’向得此书，而或者以为非康节所著。‘先生曰：’其间尽有好处，非康节不能著也。‘”。则知朱熹当时以《渔樵问对》为邵子书。《宋史·邵雍传》亦谓邵雍有《渔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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