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
“你说,那匕首还留在伤口里吗?这就怪了。你能肯定是同一把匕首吗?”
“非常肯定。这简直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可能有两把巴首。”
我扬起了双眉。
“当然,这简直不大可能的呀;要不,就是最不寻常的巧合。”
“你同往常一样,说话缺乏考虑,黑斯廷斯。在某些情况下,有两件同样的凶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这把特殊的凶器是根据杰克·雷诺的吩咐特制的一种战争纪念品。你想想,他难道只制了一把?事实上,不会这样,很可能他还制了另一把留作自用。”
“可是没有人提到过这件事呀。”我反驳说。
波洛的语调中隐约流露出教训的口吻。
“我的朋友,在处理一起案件时,我们不能单单考虑已经‘提到过’的事。没有理由非得提到许多可能是很重要的事。同样,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提到它们。这两种动机,你可以任意选择一种。”
我默不作声,不由得感到他讲的话有道理。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那已经名气四扬的棚屋。我们的朋友都在那里。寒喧片刻后,波洛便着手工作了。
我已经看到过吉罗工作的模样,因此我更感兴趣。波洛粗略地向周围瞥了一眼,仅仅检查了门旁的那堆破旧的上衣和褲子。一丝轻蔑的微笑浮上了吉罗的嘴chún。波洛似乎注意到了,把衣服扔在一边。
“这是花匠的旧衣服吧?”他问道。
“一点不错。”吉罗说。
波洛在尸体旁边蹲下来,用手指迅速而有条理地检查着衣服的质地,对上面没有记号感到满意。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靴子和那肮脏的折断了的指甲。在检查指甲的时候,他急匆匆地问吉罗,“你看到了这人的指甲?”
“看到啦,”吉罗回答说,他的脸色仍然难以捉摸。
突然,波洛挺直了身子。
“杜兰德医生!”
“叫我吗?”医生走向前去。
“嘴chún上有白沫,你注意到了吗?”
“我承认,我没注意。”
“你现在可看见了吧?”
“晤,那当然。”
波洛又问吉罗:
“不用说,你注意到啦。”
吉罗没有回答。波洛继续他的检查。那把匕首已从伤口里取出,放在尸体旁一个玻璃缸里。波洛检查了巴首,然后再仔细地察看伤口。他抬起头时。眼光很激动,闪烁着我所熟悉的绿光。
“这是一个奇特的伤口,非常简单!没有血,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就是刀口略微有些变色,你认为怎样,monsieurledocteur①?”
“我只能说,这是极不正常的。”
“这根本没有什么不正常,而是极简单的事。这人是死后才被刺的。”波洛挥了挥手,使喧嚷声平息下来,然后转向吉罗问道:“吉罗先生也同意我的意见,不是吗?先生?”
不管吉罗是否真的相信,他不动声色地对待这一场面,平静而不屑地回答:
“当然,我同意。”
又响起了惊奇和感兴趣的騒动声。
“好主意:“阿于特先生叫道,“死后再戳他一刀:野蛮:
没听说过:也许是不共戴天之仇。”
“不,”波洛说,“我得说,这是在头脑非常冷静的情况下干的——为的是制造假象。”
“什么假象?”
“这差一点儿造成了假象。”波洛玄妙地说。
贝克斯一直在思索着。
①法语:医生先生。—一—译注。
“那么,这人是怎么被杀的呢?”
“他不是被杀的,他病死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患癫痫死的。”
波洛的这句话又引起了很大的騒动。杜兰德医生又弯下膝盖作尽可能详细的检查,最后他站起身来。
“波洛先生,我相信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一开始就被引上歧途。这人被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使我把别的迹象都忽略过去了。”
波洛一时间成了英雄。检察官连声赞叹不绝。波洛落落大方地接受着大家的称颂,接着就告辞了,借口说我俩还没吃过午饭,并说他希望消除一下旅途的劳顿。当我们正要离开棚屋时,吉罗走了过来,“还有一件事,波洛先生,”他用一种文雅而又嘲弄的口吻说,“我们发现这绕在匕首的柄上——一根女人的头发。”
“啊!”波洛说,“一根女人的头发?哪个女人的?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吉罗说完.鞠了一个躬走了。
“他还在坚持,好一个吉罗。”我们走向旅馆时,波洛思忖着说,“我不明白他要把我们错引到什么方向!一根女人的头发,唔!”
我们大口地吃着饭,但我发觉波洛有点儿心不在焉。饭后。我们上楼到我们的起居室,我要求他把神秘的巴黎之行讲给我听听。
“很乐意,我的朋友。我到巴黎去找到了这个。”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小的剪报,这是一张女人照片的复制品。他把照片递给我,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你认识她,我的朋友?”
我点点头。虽然照片显然是多年前拍摄的,头发和衣着的款式都不同,但是容貌相似是错不了的。
“多布勒尔夫人!”我叫道。
波洛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完全对,我的朋友,她那时不叫这个名字。这张照片就是那声名狼藉的贝罗迪夫人:“贝罗迪夫人!一刹那间我回想起整个事件,那曾引起世界注目的谋杀案的审讯:
贝罗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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