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
“你说，那匕首还留在伤口里吗？这就怪了。你能肯定是同一把匕首吗？”
“非常肯定。这简直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可能有两把巴首。”
我扬起了双眉。
“当然，这简直不大可能的呀；要不，就是最不寻常的巧合。”
“你同往常一样，说话缺乏考虑，黑斯廷斯。在某些情况下，有两件同样的凶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这把特殊的凶器是根据杰克·雷诺的吩咐特制的一种战争纪念品。你想想，他难道只制了一把？事实上，不会这样，很可能他还制了另一把留作自用。”
“可是没有人提到过这件事呀。”我反驳说。
波洛的语调中隐约流露出教训的口吻。
“我的朋友，在处理一起案件时，我们不能单单考虑已经‘提到过’的事。没有理由非得提到许多可能是很重要的事。同样，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提到它们。这两种动机，你可以任意选择一种。”
我默不作声，不由得感到他讲的话有道理。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那已经名气四扬的棚屋。我们的朋友都在那里。寒喧片刻后，波洛便着手工作了。
我已经看到过吉罗工作的模样，因此我更感兴趣。波洛粗略地向周围瞥了一眼，仅仅检查了门旁的那堆破旧的上衣和褲子。一丝轻蔑的微笑浮上了吉罗的嘴chún。波洛似乎注意到了，把衣服扔在一边。
“这是花匠的旧衣服吧？”他问道。
“一点不错。”吉罗说。
波洛在尸体旁边蹲下来，用手指迅速而有条理地检查着衣服的质地，对上面没有记号感到满意。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靴子和那肮脏的折断了的指甲。在检查指甲的时候，他急匆匆地问吉罗，“你看到了这人的指甲？”
“看到啦，”吉罗回答说，他的脸色仍然难以捉摸。
突然，波洛挺直了身子。
“杜兰德医生！”
“叫我吗？”医生走向前去。
“嘴chún上有白沫，你注意到了吗？”
“我承认，我没注意。”
“你现在可看见了吧？”
“晤，那当然。”
波洛又问吉罗：
“不用说，你注意到啦。”
吉罗没有回答。波洛继续他的检查。那把匕首已从伤口里取出，放在尸体旁一个玻璃缸里。波洛检查了巴首，然后再仔细地察看伤口。他抬起头时。眼光很激动，闪烁着我所熟悉的绿光。
“这是一个奇特的伤口，非常简单！没有血，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就是刀口略微有些变色，你认为怎样，monsieurledocteur①？”
“我只能说，这是极不正常的。”
“这根本没有什么不正常，而是极简单的事。这人是死后才被刺的。”波洛挥了挥手，使喧嚷声平息下来，然后转向吉罗问道：“吉罗先生也同意我的意见，不是吗？先生？”
不管吉罗是否真的相信，他不动声色地对待这一场面，平静而不屑地回答：
“当然，我同意。”
又响起了惊奇和感兴趣的騒动声。
“好主意：“阿于特先生叫道，“死后再戳他一刀：野蛮：
没听说过：也许是不共戴天之仇。”
“不，”波洛说，“我得说，这是在头脑非常冷静的情况下干的——为的是制造假象。”
“什么假象？”
“这差一点儿造成了假象。”波洛玄妙地说。
贝克斯一直在思索着。
①法语：医生先生。—一—译注。
“那么，这人是怎么被杀的呢？”
“他不是被杀的，他病死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患癫痫死的。”
波洛的这句话又引起了很大的騒动。杜兰德医生又弯下膝盖作尽可能详细的检查，最后他站起身来。
“波洛先生，我相信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一开始就被引上歧途。这人被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使我把别的迹象都忽略过去了。”
波洛一时间成了英雄。检察官连声赞叹不绝。波洛落落大方地接受着大家的称颂，接着就告辞了，借口说我俩还没吃过午饭，并说他希望消除一下旅途的劳顿。当我们正要离开棚屋时，吉罗走了过来，“还有一件事，波洛先生，”他用一种文雅而又嘲弄的口吻说，“我们发现这绕在匕首的柄上——一根女人的头发。”
“啊！”波洛说，“一根女人的头发？哪个女人的？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吉罗说完．鞠了一个躬走了。
“他还在坚持，好一个吉罗。”我们走向旅馆时，波洛思忖着说，“我不明白他要把我们错引到什么方向！一根女人的头发，唔！”
我们大口地吃着饭，但我发觉波洛有点儿心不在焉。饭后。我们上楼到我们的起居室，我要求他把神秘的巴黎之行讲给我听听。
“很乐意，我的朋友。我到巴黎去找到了这个。”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小的剪报，这是一张女人照片的复制品。他把照片递给我，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你认识她，我的朋友？”
我点点头。虽然照片显然是多年前拍摄的，头发和衣着的款式都不同，但是容貌相似是错不了的。
“多布勒尔夫人！”我叫道。
波洛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完全对，我的朋友，她那时不叫这个名字。这张照片就是那声名狼藉的贝罗迪夫人：“贝罗迪夫人！一刹那间我回想起整个事件，那曾引起世界注目的谋杀案的审讯：
贝罗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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