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将其封还。因此，中书省和门下省须在政事堂上达成协议才成。尚书省是接受上述决议的执行机关。……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的要员，皆系贵族出身，而贵族并不完全服从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对臣下的奏章批示时，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温和，决不用命令的口吻。”钱穆在《国史新论》中纵论汉唐宰相制度的差异时也有类似的议论：“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各拟意见（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书省）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门下省属官）一番复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
二是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通过科举考试选取才士，常举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法律、书法、算学的专门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难以进入政界；秀才科须博学的人才能应考，唐太宗时几乎濒于废除；真正成为常举科目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帖经、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主要考时务策、经义，唐高宗时加试杂文（诗赋），唐玄宗时改为考诗赋为主。进士科日益受到重视，大多数官员出身于进士科，因此当时的官员多擅长诗赋文章。贞观晚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进士的进身之阶，起到了推动作用。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三是完善法制建设。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组织名臣研究立法，采纳魏征的建议，确立宽仁、慎刑的宗旨。他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写成《唐律》（即《贞观律》）五百条，涉及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法律。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唐律疏议》对当时的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有重大影响，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
唐律体现了唐太宗宽仁、慎刑的宗旨，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前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也比号称简约的隋朝《开皇律》更为宽简，把斩刑减为流刑的有92条，把流刑减为徒刑的有71条，还废除了鞭背等酷刑以及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还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如果罪犯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则必须经过“三复奏”，三日后才可以执行。法律的本意是为了制止犯罪，宽仁慎刑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据说，贞观四年，判处死刑的全国总共才二十九人。法简刑轻，成为太平盛世的标志。贞观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风，正如《贞观政要》所说：“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晚年的唐太宗为接班人问题所苦恼，为了避免玄武门之变的悲剧重演，他以长子李承乾有“谋反”嫌疑，而废掉了他的太子身份。四子魏王李泰有文学才华，深得唐太宗喜爱，但是由于他图谋夺取太子地位，断断不能立为皇储，否则将为后世所仿效。尽管九子晋王李治软弱无能，唐太宗还是选择他作为接班人。这就是贞观二十三年即位的唐高宗。
唐太宗选择优柔寡断的唐高宗作为皇位继承人，为武则天这位“铁娘子”临朝称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她从幕后走向前台，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在当时政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代徐敬业写的《讨武氏檄》如此声讨武则天：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话语十分尖酸刻薄，但也并不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武则天的品德操守与私生活确有不少令人非议之处。最受人非议的是“狐媚偏能惑主”——她成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贞观十一年，十四岁的武则天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惯例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度过余生。不料，她早已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宫中，成为他的昭仪（嫔妃）。一个女人能够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如果没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本领，断然难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诡计多端，在与王皇后、萧淑妃的争宠斗争中，深得唐高宗宠信，尽管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极力反对，高宗还是册封她为皇后。
当上了皇后，高宗鉴于健康原因委托她处理朝政，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对于大权在握的“二圣”地位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当皇帝。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长子），武则天不顾母子之情，用毒酒杀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贤为太子。由于李贤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声望很高，武则天恐怕难于控制，就找个借口把他废为庶人，改立三子李显为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即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第二年就废掉中宗，另立她所生的四子李旦为唐睿宗。武则天以“革命”、“维新”为旗号，借助佛教宣扬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劝进”。690年，武则天正式宣布废掉唐睿宗，改唐朝为周朝，自称圣神皇帝，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皇。问题不在于女人做皇帝，而在于她为此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怪乎《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的评语，对她没有一句好话，什么“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当代的历史学家却显得较为宽容。西方学者如此评价：武则天摧毁了她的主要反对派老贵族，为此她把首都东迁至洛阳，并从东部地区选用官吏，以制衡与李唐宗室休戚相关的西北士族的力量。她颁布《大云经》，预言女皇是弥勒佛转世，为她的皇位寻找合法依据。她虽然残忍，却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力卓异的统治者。中国学者则充分肯定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积极贡献，给她以全面的评价。她虽然一度篡夺了唐朝政权改为周朝，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
从李世民到武则天，唐朝的政治格局已经明朗化，尽管依然是贵族政治，但是东晋南朝的门阀士族的特权逐渐丧失，社会上重视门第郡望的倾向受到了遏制，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更加重视功臣良将，重视功名事业，显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盛唐气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外、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融为一体，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气概，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或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高度，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这是必须以充分的自信心为底蕴的。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以乐舞、服饰的引进与更新最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孙把南乐与北曲融为一体，协调“吴楚之音”和“周齐之音”，其成果就是《大唐雅乐》。这是对于传统音乐的整理与融合。唐太宗平定高昌，引进高昌乐，丰富了唐的“十部乐”。其中燕乐、清商乐是传统的雅乐、古乐，其余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丽乐都是从边疆或域外引进的。例如：开盛唐音乐风气之先的《秦王破阵乐》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奏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这种气势，是先前的雅乐所不具备的。
唐玄宗是一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无数。他嗜好乐舞大曲、法曲，善于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为“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音乐的渗透与融合，特别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发展为舞曲，使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唐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写仙女奔向人间的瞬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意境。
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发展为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专家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这样描绘他的观感：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杨贵妃极为欣赏，赠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下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么富有诗情画意，丝毫看不到《婆罗门曲》的痕迹了。
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在都城长安风靡一时。出于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转而著称。杨贵妃、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是个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动作敏捷有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写到由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带头，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跳胡旋舞的场景，给人一种亲临现场的感受。敦煌壁画记录了大量乐舞场景，相当多的部分是从国外传入的，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其中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璎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画所显示的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门类齐全，琵琶、阮咸、箜篌、筚篥、埙、羯鼓、答腊鼓等，大多从西域等地传入。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妆。正如元稹诗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服装与装扮，成为时髦风尚。
大将高仙芝远征中亚，带回当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来。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裤，脚登“小头鞋履”，于是窄口裤、小头鞋履成为流行式样。“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当时号称“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一般贵族与士民都竞相仿效，“好为胡妇及胡帽”。
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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