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虑定国功大权重难制，楚粤人心归之，因为书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张虎督兵复辰州，连书催定国至靖州相会，意欲图之。定国心腹人龚彝至沅州，见可望，探知其意，密书报定国，令勿来，来必不免。癸巳（1653）正月，定国行至武冈州，见书，叹曰：“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广西。①李定国本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尼堪被击毙后，入湘八旗兵由贝勒屯齐统领），若能全歼该军，势必使满洲八旗实力大损，远近闻风丧胆；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当他得知孙可望置大局于不顾，蓄意谋害自己的时候，不胜愤慨，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指刘文秀）同起云南，一旦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②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国率领所部四五万兵马放弃永州（今零陵），经永明（今湖南江永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①，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古语说：师克在和。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为十万。三月初六日，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营于山顶，地势险要，又遇上天雨，双方列阵相峙。这天晚上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来增援。十七日，明军下山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孙可望所统明军战败，伤亡颇众，被清军缴获马七百余匹，象一头，清军趁胜占领宝庆府①。但是，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都在激战中阵亡②。
1652—1653年（顺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军为主力的抗清运动很值得总结，正如吴三桂、李国翰在保宁击败刘文秀后没有力量乘胜南下一样，屯齐部清军在宝庆战役获胜后也未能占领整个湖南，而是同明军长期相持于靖州、武冈一线。这就证明：一，满洲八旗和它的附庸军并不占绝对优势，战争的胜负同双方的内部团结和组织指挥有密切关系。二，以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首领人物通过治理云、贵，接管永历朝廷的实际权力，避免了这个朝廷内部无休止的纷争，创造了一致对清的局面，是战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三，战局的恶化部分同刘文秀指挥失误有关，保宁战役受挫固然造成较大损失，还不致影响全局。真正断送复明运动良机的是孙可望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举动乖张，先误于调令李定国全军入湘，以致退入广东的清军乘虚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刚刚收复的广西未能稳定；接着又逼走李定国，导致复湘之举功败垂成。
①《明清档案》第二十一册，A21—60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同件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七—三四八页。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五。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二《悲辰阳》题下注：“将军徐勇以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陷死之。”
②康熙四十四年《沅陵县志》卷八《灾祥》记：九年“冬，黔兵攻城，镇、道、府、县皆殉难。”按，王任杞于顺治九年十月由辰州知府升任广东巡海道，尚未离任，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
③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卷五十六《载记下·流寇》。
④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卷三十二《记兵》。
①丁大任《永历纪事》，见《荆驼逸史》。按：文中说孙可望在衡州城楼观兵当为李定国驻军衡阳之误。丁大任记载的“行兵五要”是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部的军纪严明，有的史学著作因为孙可望后来降清，把“行兵五要”专归于李定国，有欠公允。
①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又见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
①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报告分巡上湖南道张兆罴于“九年十二月内随大兵复衡城”，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页。
②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
①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孙李搆隙本末》。
②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
①《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六记：“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吞齐（即屯齐）等奏报：逆贼伪安西王李定国、伪国公马进忠率马步贼兵四万余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总兵官柯永盛兵驻衡州，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进发，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国已遁度龙虎关而去。”康熙六年《永明县志》卷九《兵寇志·兵变》记：“顺治九年壬辰，安西王李定国破粤西，旋破湖南，知县尹足法遁去。定国命张昌胤理县事。已而，我师复湖南，定国帅所部五万众走永明，屯三日，旋遁广西。四月，原任知县尹足法复任。”可见，李定国之由湘入桂纯因避开孙可望，主动转移。郭影秋先生作《李定国纪年》时误信清末民初人士伪托明遗民刘彬（云南人）所作《晋王李定国列传》，在该书第一一九—一二○页写道：“清兵知孙、李内讧，遣贝勒屯齐再入湖南，连败定国部张霖于岳州、马进忠于益阳、冯双礼于衡州。于是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诸州郡，复陷于清，民死者百万人。定国精锐亦锉伤殆半。”所述与事实不符。
①这次战役在许多史籍中称之为岔路口之役，其实，岔路口是清军临战前的驻地，双方交战地点在周家铺。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十一《武备志·兵纪》云：“十年四月（当为三月），贝勒率师大败孙可望于周家铺，横尸遍野。可望单骑走武冈。我师乘胜逐之，遂复宝庆府。”《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六载吞齐奏报战役经过也可资参考，其中周家铺写作“周家坡”，又述及马进忠部，看来李定国撤入广西时马进忠仍留在湖南境内。
②鄂尔泰《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韦征传》、《武京传》。《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载，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发帑银十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两，分恤湖南衡州岔路口阵亡及被伤将士。”又，同书卷九十二载，顺治十二年六月壬申日，“赠湖广衡州府岔路口及福建海澄县阵亡各官”，内有护军统领喀尔他喇，署梅勒章京崇古巴图鲁、伊穆图、齐克讷、恳哲，护军参领鄂克绰特巴、额塞、达海哈尔霸，侍读学士索尔孙，学士马禄等，原文虽未分别说明阵亡地点，但多数是在岔路口战死则可以肯定。这两条材料都证明，屯齐部清军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兵员伤亡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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