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之间必定有来往①。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这些事实表明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以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三次进至京口，迫近南京，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沿江东下密切相关。初入长江时，定西侯张名振于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题诗明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②这两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充分说明：溯流而上的张军实际上是应诏而来的偏师，战略意图是“接济秦藩（秦王孙可望）”由湖北、湖南东下的主力。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张军徘徊终年，三度接应均无功而返。其间，参与密谋的贺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清政府逮捕，壮烈捐躯。
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①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②，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①，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②。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②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①张煌言《北征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九二页。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三，此句作“此后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归，因师旅单弱，讫鲜成绩”。
②顺治十二年三月江南总督马国柱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三页。
③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三十四—三十六页。
①《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九页，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本残件。
①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八《岭外稿》卷中《姚吴二君墓志铭》、《祭姚默先文》。
②沈佳《存信编》卷四。
③钱肃润《南忠纪》《教谕眭公》条云：“眭明永，号嵩年，丹阳人，补华亭学博。清兵至，书于明伦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圣贤。’自缢未死，大骂清兵遇害。”
④《明清史料》已编，第二本，第一八四—一八八页《刑部残题本》、《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残题本》。按，残题本中说：“与孙可望来的人姚志卓同去。”可证明姚志卓在这以前曾经去过贵州。
①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顺治十一年奏报擒获“叛逆”残题本中提及“未获”人员有“张冲甫”，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九页。
②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咸丰二年重镌本）自序中写作张仲符，卷十六《山居感逝》诗中写作张冲符。
③任光复《航海纪闻》中记载鲁监国政权中有兵部侍郎张冲符；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卷十一作兵部侍郎张中符。
④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历》中记乙酉年（1645）五月初六日“茅山道士张充符过访，言大司监俱有引退者，而韩内监赞周且削发。时事可慨矣”。可见，在鲁王朱以海监国以前张充符确为“茅山道士”，但关心时事，同南明高层人士有来往。鲁监国时出任兵部侍郎，后仍以“茅山道士”身分潜伏清统治区进行复明活动。
⑤钱谦益《牧斋全集》《投笔集》、《后秋兴三之三》。姚志卓在鲁监国政权中原任平原将军，见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后加封仁武伯。钱谦益作诗时借明人典故讳“汉”字为兵士，“先装五百罗汉”即先募数百士卒隐语，仁武伯改称神武，也是一种遁词。按，明代有宗室名汉，自讳其名，其子读《汉书》，讳曰读“兵士书”；其妻供十八罗汉，讳曰“供十八罗兵士”。见谢肇淛《五杂组》。
⑥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按，是书记载于顺治十年春，略误，上引档案证明十年十一月姚志卓才从贵州回到江苏。
①参见《张苍水集》第一○九页。
②张煌言《张苍水集》。
①《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历三年九月《报中兴机会疏》，疏中转报了钱谦益手书。
②钱谦益《投笔集》《后秋兴六之一》。
①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六页。
②见上引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洪承畴揭帖；参见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三页。
①顺治十二年（原件无奏报日期，仅云“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为严责成以重江防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八页。
②《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六九页。此件为残本，无年月，考张王治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仍任工科给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给事中，顺治十二年九月解职出京，此件当为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之间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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