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竭蹶从事，努力组织绿营等汉兵固守地方，一面请求朝廷另遣满军助战，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迅速移镇广西梧州，实际意图是把攻取广西、牵制李定国部明军的责任推给广东当局。①清廷收到洪承畴的奏疏以后，也知道单靠洪承畴节制的汉族兵马难以同明军一竞高低，就在1653年（顺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带领满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敕谕中说：“尔等公同经略辅臣洪承畴悉心商确，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劄，其用兵机宜，悉同经略议行。……”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泰被任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虽在1653年底，他统兵南下却是相当晚的，大约是在屯齐部清军1654年回京之后方才起行，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春夏之际陈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额真济席哈（季什哈）和蓝拜的军队才进入湖南，他本人带领的军队行至湖北监利县境因江水泛滥，河堤冲决，无法前进③，直到病死军中也未能参加战斗。二是清廷给他的敕谕措辞上颇有讲究，只命他“镇守”和“驻劄”湖北、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没有“进取”、“剿灭”字样，这充分反映了清廷统治者自知己兵有限，南明军势尚强，再也不敢孤注一掷了。清方在周家铺战役险胜之后，满、汉大员屯齐和洪承畴等人满足于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军决战。明军方面也同样偃旗息鼓，毫无作为。孙可望在宝庆失利后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抚南王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据史书记载，他废居昆明时“益循循，谨训子（刘震）读书为儒者风，欲入鸡足山学道”①。1654年初在孙可望坚持下他出任“大招讨”，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时领兵出征。直到1655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明臣（或作卢名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②。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他派卢明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当时，正值涨水季节，卢明臣的军队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③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无法同卢明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
清朝五省经略洪承畴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对策，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加强防御力量①。五月二十三日夜，卢明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明臣中箭落水牺牲，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②清军乘胜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既告失败，卢明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士气，他随即放弃了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
刘文秀出师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讨就很勉强，缺乏克敌致胜的信心，水师失利之后，他自己统率的主力并没有同清方对阵即自行撤返。上文说过，陈泰本人带领的清军因道路被洪水淹没受阻于湖北监利县境，此后不久陈泰就病死于军中。刘文秀在前锋失利、主力完整的情况下本来还可以寻找战机，他的不战而返，说明他无意于此。其次，在战术上刘文秀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天时、地利。水、陆并举的方针固然正确，但是在夏汛到来之际应该率陆路兵马提前行动，然后才出动水师，由于他安排不当，致使水师孤军深入，陷于呼应不灵的绝境。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本意是让他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率军由湘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当时屯齐部清军北撤，陈泰部清军尚未南下，正是一举击破清经略洪承畴拼凑的汉军、进取江南的大好时机。由于孙可望的图谋篡位，刘文秀只好按兵不动，导致东、西会师的计划全盘搁浅。在几经拖延之后，刘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进攻常德之役。这是原大西军联明抗清以来，最后一次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刘文秀无功而返，随之而来的是围绕拥戴和取代永历帝的内部倾轧，南明朝廷已经无力东顾了。清方在陈泰病死后，于1655年（顺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额真阿尔津接替宁南靖寇大将军职务①。阿尔津同洪承畴统率的满、汉官兵在军事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军相持。1656年（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畴在奏疏中承认自己奉经略之命“将及三年，犬马之劳不辞，而尺寸之土未恢”②。这种局面直到南明内讧，孙可望叛变投降清朝才改观。
①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说：“孙逆党众见占踞辰州、沅州、武冈各处。”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页。
①洪承畴的这件题本收入《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一九—一二一页；但这部书的编者将此题本系时于“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实是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一内容摘要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顺治十年十一月庚申日，是月癸巳朔，庚申即二十八日。何况，顺治九年洪承畴还没有被任为五省经略。
②《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①丁大任《入长沙记》，丁当时在偏沅巡抚袁廓宇幕中任职。
②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说：“四月初旬，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问，即值贝勒大兵班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六—一四八页。
③丁大任《入长沙记》。
④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八页。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页，经略洪承畴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揭帖。
②《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③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六六页。《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记顺治十二年八月“革澧州道张国士职，以大军将往荆州，推诿路险难行，不加修葺，贻误军机也”，可资旁证。
①沈佳《存信编》卷四。
②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卷一《兵燹》记：“乙未十二年，春二月，寇复东下，知县李瑢被执去。劄营邑之邹市、李家洲等处，寻旋兵。夏五月，寇大举，水陆俱下，步马十余万，象四十余只，列营燕子砦一带。连雨溪涨，马、步兵滞留数十日，以水师前锋败死，宵遁。”《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顺治十二年六月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疏报，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所统兵马为六万，船千余艘。《清史列传》卷四《陈泰传》也说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帅师六万、楼舮千余，分兵犯岳州、武昌，而文秀以精兵攻常德”。
③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为察报桃源失事情形”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五八—二六四页。
①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揭帖残件（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到）云：“常德府于四月十七日果有贼警，二十三日报到衡州。五月初十日职闻荆州已发大兵赴常德援剿。”（《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六一页）。《清史列传》卷六《苏克萨哈传》说：“十二年，贼帅刘文秀遣伪将卢明臣、冯双礼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时为镶白旗护军统领）伏兵邀击，大败贼众。明臣等复遣贼纵舰拒战，又击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千余蔽江而下，苏克萨哈指挥军士，奋勇截击，明臣等悉众抗御，我军协力扑剿，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船，斩获无算。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刨遁，降其伪副将四十余人，文秀走贵州。”
②《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记，大将军陈泰这年六月奏疏中说：“明臣赴水死。”《清史列传》卷四《陈泰传》记常德战役清军先后在常德城下，沅江中，德山下击败明军，接着在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又败明军，卢明臣即在此地“赴水死，（冯）双礼被创遁”。龙阳靠洞庭湖西，参考清方奏报，刘文秀的战略意图很可能是遣卢明臣、冯双礼率舟师由沅江入洞庭湖，东攻岳州。沈佳《存信编》卷五记，永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丙午，“刘文秀、马进忠与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七月癸未朔，孙可望命刘文秀、冯双礼、杨国栋、莫宗文、卢明臣等领兵由辰州袭取常德，水陆并进。明臣战舡夜至常德城下，清将杨□（当为杨遇明）伏兵暗击之，明臣中箭堕水死，水师遂败，陆兵走回”。误将常德战役写成五月、七月两次。
①《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三。
②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五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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