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作了一番解释，说：“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①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②。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③。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在这前后，征西大将军和硕亲王满达海军攻克朔州、马邑等处，明宁武总兵刘伟等投降。定西大将军端重亲王博洛军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等处。陕西总督孟乔芳和户部侍郎额色带领满汉兵渡过黄河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等处，义军首领白璋在荣河阵亡①。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②。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县）绅士惟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③。十月初四日，满达海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县；初十日占领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长治市）④。十一月，博洛率领镇国公韩岱、固山额真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在泽州（今晋城）击败反清义师，义军部院陈杜、监军道何守忠、守将张斗光等被擒杀①。这时，山西大势已定，多尔衮才决定诸王统军回京，只留下多罗郡王瓦克达继续清剿山西未平各地②。十二月，陕西清军吴三桂、李国翰部击败榆林义军，杀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首领人物。吴三桂平定该地后，分兵渡河进攻山西偏关，义军总兵贺国柱见大势已去，为清军充当内应，义军总督万链自焚而死③。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祯朝和清顺治初年的大学士，平陆人原明朝宁夏巡抚李虞夔都积极参加了反清运动。李建泰在晋陕复明斗争中，大约和姜曰广在江西金声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说“姜瓖起兵，又召为相”④，详细情况已经难以查考。只知道他不仅在家乡曲沃一带组织抗清，还曾经亲笔写信策动翼城等县乡绅共襄义举⑤。后来，在太平县扼守二十多天，无援出降，被清廷处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永宁县龙沟山林内潜藏，1651（顺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缉获遇害①。晋、陕反清复明运动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这正是清廷难于对付的主要原因。
山西、陕西等地的大规模反清复明运动坚持了一年之久，终于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扑灭。尽管由于所见史料的限制，很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的全貌和组织情况叙述清楚，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北方汉族百姓为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而展开的殊死斗争是何等惊心动魄，丝毫不逊于南方②。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老弱，表现的野蛮残酷令人发指。清代官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一页页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以后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题请销结案件③。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如浑源州原额地（指明代册额）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大同共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①。《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②《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③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备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康熙《静乐县志》记：“甲申（1644）逆闯设伪官第五浪，民无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为甚。”④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摘录如下：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①这个发生在汾阳的故事真切具体地证明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纪律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两个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二者相较，何啻天渊。尽管作者把明清之际汾阳发生的变故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节妇”，还是要感谢他无意之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给那些为多尔衮之流评功摆好的卑琐文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山西大规模的反清运动被清军镇压下去之后，剩下的复明势力仍然利用险峻山区坚持斗争。如从运城地区突围出来的虞胤率领残部进入华山，自称陕西总统。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虞胤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后由陕西秘密返回山西阳城、沁源山中联络各地抗清武装②。姜瓖的部将牛光天进入太行山区，自称山西总统①。高鼎等人则盘据于五台山。直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他们不仅互相串连，“联络各处贼头”，还派使者前往湖广均州郝永忠营中领取永历朝廷印劄，“商议联络内外兵马”，并且由郝营派人引导赴云贵同永历政权直接联系②。次年（1656，永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官衔深入敌后组织抗清斗争③。1658年（顺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隶长垣（今属河南省）被保定巡抚派兵擒获④，这已经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后了。
①顺治六年三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中说：“且瓖原籍榆林延川”，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59号。
②《清世祖实录》卷五。朱鼎珊当是代王朱桂的九世孙。
③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22号。
④《清世祖实录》卷六。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四页，《记注残叶》。
②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大同总兵姜瓖“为恭谢天恩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63号。
①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杂志·盗贼附》。《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把姜瓖反清系于十一月，时间有误。
②《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③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记：“五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叛，遣逆党姚姓袭朔州，守备张楹率叛兵内应，兵道宋子玉、通判杨逵、知州王家珍皆死之”，众奉张楹为总兵。
④《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⑤《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
①《明清档案》第十册，A10—9号。
②康熙五十一年《定襄县志》卷七《灾异》。
③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
④乾隆六年《沁州志》卷九《灾异》。
⑤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十八《祥异》附兵燹。
⑥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卷八《祥灾志·兵燹》。
⑦顺治十三年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等事题本残件，藏第一档案馆。
①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题本。
②参见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上书A10—74号。
③傅山《霜红龛集》卷十五《汾二子传》记：“己丑（顺治六年）四月，大同兵以明旗号从西州入汾，薛（宗周）以策干帅江某，劝急捣太原虚，江不能用。”有人劝薛宗周不要参加复明义举，“薛厉声言：极知事不无利钝，但见我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按，“江某”即义军山西巡抚姜建勋，见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
①顺治六年八月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山西逆寇虞允等称伪永历年号，陷蒲州及临晋、河津等县。”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②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
③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4号，河道巡抚吴景道题本。
④《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忠义一》，中华书局排印本，第四十四册，第一三四七一页。
①《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②《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①《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②早在顺治三年（1646）二月间，多尔衮召集大臣时就曾说自己“代上摄政，惟恐事多阙误，生民失所，念民为邦本，日夜焦思。又素婴风疾，劳瘁弗胜”。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四。
③顺治六年八月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奏：“北直接壤山东、河北一带，盗贼日炽，商贾不前，耕桑失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
①乾隆二年《翼城县志》卷二十六《祥异》附兵燹记：“顺治六年大同总兵姜瓖叛，分遣贼首攻平阳，不克。其时州县或逃或降，固守者郡城及翼城而已。”按，明代至清初平阳府属三十五州县，1649年清军所能固守者不过两座城池。据同书记载，翼城县外有陕西王永强所遣部将围攻，境内有“哈哈教系孳安定国、混天猴等揭竿而起”，城守岌岌可危，直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安定国被诱杀，才“四境帖然”。
②《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
③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道、将率官逃归，恭报上闻，仰祈圣裁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4号。康熙三十五年《介休县志》卷一《灾异·兵劫附》记：“顺治六年，流贼自河曲来，陷据府城（指汾州府），县官逃去。城内士民严守，抢掠乡村，掳杀子女。”按，据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姜建勋由原平南下占领忻州、定襄，与满兵战于牧马河上，败绩。三月间，建勋部向西取静乐后，南下攻占汾州。
①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②顺治八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八页。
③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省会危亡至急，贼氛聚结至众，再恳急发大兵救援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 A10—73号。
④顺治十六年《绛县志》卷上《祥异》记：“顺治六年五月府属大乱，贼入县城，知县逃去。”按，明代至清初绛县属平阳府。
①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塘报紧急贼情事”揭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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