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不从，大拂其意，拟即下梧州，调楚粤各勋。至浔抱病，乃李赤心又以刘国昌之下为胤锡使，遂不赴”①。或云：“是时，李元胤守肇。忠贞裨将淮侯刘国昌与高、李相失，溃入肇界。元胤堵御之，受约束，乃去，肇赖以全。”②特别使人疑窦丛生的是说刘国昌引部进至广东三水、四会时突然被宣布为谋“反”，遭到援东诸将李元胤、马宝、陈邦傅等部的合击。鲁可藻记：庚寅（1650，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六月，“刘国昌反。自肇庆夜半开舟，执峡口守将斫其右手足，走攻四会，围四阅月。总兵叶标固守以待，各勋兵到，会赖以全。”又说：“国昌钞掳不必言，拿人辄斫手，剐眼，割鼻。会罗承耀出，马吉翔约共图之。国昌觉，遂反。后虏陷东省，国昌仍驻阳山山间，时出掳掠境上。”①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这类记载，不难发现其中矛盾百出。比如说刘国昌应堵胤锡之调是因为其所部“无善地”、“与高、李相失”，其实当时忠贞营诸将都是寄居他人篱下，高、李等部又何尝有“善地”②？高一功面见永历帝时“请身为诸将倡：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简汰疲弱，分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折，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③。可见，忠贞营主要将领对广西勋镇的据地自雄深恶痛绝。其次，刘国昌、刘世俊的领兵东出，正是在高一功、党守素到梧州朝见永历帝的时候，据某些史料记载岳侯刘世俊即病死于梧州④。鲁可藻记：永历四年（1650）五月，“忠贞营高必正、党守素奉召援东，见朝。久之，复还南宁。”六月，“加高必正、党守素总统御营兵马，各佩大将军印，援东”。⑤王夫之也记载，五月“高必正、党守素（自南宁至梧州）入见。……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必正请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奉上亲征。廷议不能从。必正、守素归南宁”①。高必正、党守素领兵到达梧州时，永历廷臣“郊迎三十里”，永历帝表面上也言听计从，所谓“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显然是高、党二人的主动建议，下文说“必正请……奉上亲征”在逻辑上才能衔接起来。依据这一判断，刘国昌的率兵由梧州入广东当系高一功等派出的先遣部队。然而，六月间即传来了救援广州诸将报告“刘国昌反”的消息。七月，“高必正、党守素拔营回南宁”②。很明显，这是广东、广西勋镇为防止忠贞营入粤策划的阴谋。当时，尚可喜、耿继茂带领的清军进攻广州并不顺利，永历朝廷由广西和广东肇庆派出的各路援军兵力相当雄厚，如果能齐心合力会同广州城内的杜永和部内外合击，战胜的把握很大。可是，南明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所谓“东勋”李元胤与杜永和等人之间争权夺利，他们与“西勋”陈邦傅等人又勾心斗角，只有在打击和排挤原大顺军上才能携手合作。南明官员说“刘国昌反”，却始终拿不出证据，既没有列出刘国昌反对永历朝廷的任何罪状，又不能不承认刘国昌部在遭到暗算后仍然在广东阳山、英德一带抗清。究其实质，不过是种预谋，先以朝廷名义调忠贞营东援，粮饷却一毫不与，待到忠贞营军队就地筹饷时立即以“劫掠”为名大做文章，聚而歼之。正因为其中黑幕重重，当事人的记载总是吞吞吐吐，欲语还休。例如钱秉镫当时正在永历朝廷中任职，赋诗云：“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自注：忠贞营裨将刘国昌兵散入端州各属）。莫问粤东急，须防内地忧。督师真失策，酿祸至今留。受诏虚糜饷，何时厌尔求？（自注：初，督师宜兴堵公招此兵出，至今为患）”①钱秉镫是个门户观念比较重的人，他明知集中于肇庆（端州）的明军不顾广州危急，返旆打内战的实情，却别有用心地把参与援救广州的刘国昌部说成督师堵胤锡招来的祸水。沈佳《存信编》记：“郧国公高必正将兵二万自楚至行在赴援，人马器甲壮甚，西北百战之余也。必正自请击敌。或言请敕必正出怀集、四会，度清远，以断清人后。廷议以永和故不敢用，处之浔、横之间。尝有敕至必正营，必正出迎十里外，步导至营，行礼甚恭，谓敕使曰：‘仆起草野，受国厚恩，欲率众自效，而朝廷不使处于内地，兵之所居，岂得无扰，外忌压境之仇，内残所恃之地，殊非计也。’敕使言之时宰，朱天麟、李用楫颇然之，众莫有听者。”②由此可见，忠贞营将领一直以抗清复明为己任，主动请缨，永历朝廷却视之为异己力量，一味加以防范，更谈不上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到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下半年，忠贞营在永历朝廷控制区内已经很难立足，被迫先后转移。刘国昌部在遭到广东、广西军阀的袭击后，同忠贞营主将失去联系，长期在广东北部阳山、英德、乳源一带抗清。鲁可藻记载，这年九月，“马吉翔、马宝、陈邦傅、马应龙等于四会讨伐刘国昌，败之。降其三分之一，国昌遁去，后仍在连（州）、阳山间”①。《英德县志》载：“顺治九年壬辰，贼首吴接踪等踞巢鲤鱼塘，焚劫乡村，韶、英合兵进剿，斩获不计。尔时复有刘国昌绰号白毛毡拥众数万蹂躏属地，四营群寇大王飞等绰号红头贼亦不下万人盘踞浛界，不时剽劫。官兵进剿，六月破四营于流寨，七月败国昌于蕉冈，追至乳源又大破之，西乡一隅颇得安息，迨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又有红头贼、白头贼屯劄于红群塘、白水磜等处，日则伏山冲抢，夜则持梯破围，其害较之哨满等不少减焉。”②顺治八年十一月清广东巡抚李棲凤揭帖中说到这年七月间“逆寇白毛毡即伪淮侯刘国昌”驻营于距乳源县七十余里的龙溪，“势欲侵犯乳地”，清南雄、韶州驻军先发制人，趁夜翻山度岭进攻龙溪，刘国昌部被击败，阵亡数百名，包括刘国昌的妻子在内约一千余名家属被俘，刘国昌率残兵退入长溪山内凭险拒敌③。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七年清军攻占广州、桂林以后，永历朝廷形同瓦解，大将陈邦傅、杜永和等先后降清，方以智、鲁可藻、钱秉镫、王夫之等人转入清方统治区以遗民自命，而被他们诬陷打击的刘国昌部却一直在粤北山区坚持斗争，其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关于刘国昌部还有两点值得说一下，一是所谓“绰号白毛毡”的问题，王夫之记1649年（永历三年）忠贞营撤入广西后，“刘希尧、刘芳亮与（李）赤心不协，率其军自梧州而北，转掠贺县、广宁、四会至宜章，所至剽杀，粤、楚间人尤苦之，呼为白毛毡贼，通粤将杨大甫，欲叛降囗（虏）。朝廷执大甫诛之，希尧、芳亮恇慑失据，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渐溃散。清兵遂至，不及纳款，遂皆败死”①。蒙正发记：“制抚堵胤锡同忠贞营由茶陵、攸县、安仁、永兴以至江华、永明一带山悬僻谷中，直达广东之星子、连州，所过杀掳，白骨满山野，民呼为白毛毡。”②可见，白毛毡并不是刘国昌的绰号，而是大顺军余部的共称，其原因是将士头戴白毡帽，民间遂以此呼之。蒙正发出于政治偏见，诬蔑为杀人白骨蔽野致有“白毛毡”之名。王夫之在永历朝廷中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极低，当其处境困难时，郧国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样心存畛域，拒绝与忠贞营将士往来，因此，尽管他在所著《永历实录》中为高必正、李赤心、李来亨等人作了传记，却往往根据传闻，人名和情节常有错误③。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开始由南宁北上，主要原因是他们同原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之间存在隔阂。当孙可望请求永历朝廷加封秦王的时候，忠贞营将领表示不满，高一功、党守素曾经亲自出面训斥孙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顺军和原大西军地位相类似，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后，将领最高只封公爵，孙可望却坚持要朝廷封他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说出了“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的威胁性语言①。就当时情况来说，大顺军余部兵力既远不如大西军余部强盛，又不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拥有云南全省这样一块后方基地，高一功、党守素卷入永历朝廷同大西军联合的纠葛中是不策略的。自然，孙可望借用陈邦傅和造假敕要求节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愿接受孙可望的指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动得到永历朝臣中反对封秦的顽固派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这些人拒绝封秦的武力后盾。然而，原大西军联明抗清毕竟是大势所趋，孙可望凭借实力也足以封王。双方的关系在李自成、张献忠生前已经因为争夺四川兵戎相见，封秦之争又加深了裂痕。到孙可望出兵贵州、四川，清军侵入广西时，高一功等忠贞营将士既打不过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愿依附于孙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领兵北上夔东，同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大顺军旧部靠拢。
忠贞营由广西南宁一带北上的时间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南宁府全志》记，顺治七年“十二月，高、李二家走古坭”②。《柳州府志》记，顺治七年“三月，高必正、李来亨由庆远至大榕江过水，从（江）、怀（远）民避兵无宁日”据顺治八年七月清广西巡抚王一品的报告，这年五月高、李等部仍在怀远、大榕江一带，《柳州府志》可能误记提前了一年。
忠贞营的北上是一次艰难的军事转移。高一功、李来亨等人为了把士卒家属、辎重安全地护送到夔东，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经过明清统治力量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忠贞营途经湖南西部保靖时，遭到已经投降清朝的当地土司彭朝柱组织的袭击，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①。在李来亨等率领下，忠贞营终于突破了重重险阻，到达了夔东。康熙《巫山县志》在顺治八年下记载：“是冬，袁宗第、刘体纯、马重禧、塔天宝、李来亨、董守泰、郝永忠等营由南渡江，分据兴山、巴东、巫山、大昌等处。”①沈佳《存信编》卷三记，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两部尚书、督师经略川秦楚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封王光兴荆国公、郝永忠益国公、刘体纯皖国公、袁宗第靖国公、李来亨临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宝宜都侯、马翔云阳城侯、郝珍（贺珍之误）岐侯、李复荣渭源侯、谭弘新津侯、谭诣仁寿侯、谭文涪侯、党守素兴平侯，从文安之之请也”。同书同卷又记，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夏四月，“文安之奉命督师至都匀，孙可望邀止之，迫夺王光兴等敕印，拘留数月，乃听安之回楚，各勋镇敕印俱匿留不发”。从上面叙述的忠贞营诸将李来亨、党守素、塔天宝、马重禧等到达夔东在顺治八年，《存信编》写的封爵时间可能有误，记早了一年。
忠贞营诸将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了。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忠贞营的名字不再使用了。在谈到“夔东十三家”这个名词的时候，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明末以来称各部义军常用“十三家”以形容其多，如崇祯年间的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明末清初的“摇黄十三家”，都是一种习惯说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确指十三家的具体领导人和所辖部队。真正值得重视的倒是所谓“夔东十三家”是以原大顺军为主体，他们在作战时互相支持、配合行动比较多。王光兴（某些史籍中沿用“王二、王三”，即王光兴、王昌，似乎是兄弟二营，实际王昌病死后所部均归王光兴领导，何况顺治四年起兵反清时王氏兄弟并未分营）、贺珍、三谭和摇黄余部则带有较多的地方割据色彩。另一点是聚集于夔东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实力而言是相当强盛的，不仅兵马不少，而且多数是身经百战，有的擅长陆战，有的擅长水战，战斗力非常可观。然而，他们的弱点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部首领互不相下固然是原因之一，永历朝廷故意在封爵上一视同仁，封了一大批地位相当的公侯，更加强了分立倾向。文安之和他的继任大臣注意联络夔东抗清武装是正确的，但他们总希望维持诸将的“平等”地位，便于自己节制。考虑到永历朝廷大臣几乎没有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派设的督师阁部也不过虚有其名为永历朝廷象征而已。换句话说，夔东地区的明军既然控制着长江三峡两岸易守难攻的高山大川地区，若推举或任命一位才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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