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长久失了群的一分子归还给我们！”
既然我们是走水路来的，因此回程时我想走陆路。当我坐在那位年轻健壮的曼丁喀族司机旁时，一个念头突然钻进我脑中……假如每个美国黑人都能像我这般幸运，能够知道一点自己列祖列宗的线索的话——例如父系或母系方面的非洲祖先是谁，被抓走时住在何处，以及何时被抓走的——只要有这些线索也许就可以请位老史官分析他的祖先来自哪一族，或甚至哪个村落。
我的脑海里开始模糊地投影下一幅我们数以百万名祖先当时被集体运上奴隶船的情景。数千名是像我自己的祖先康达一样被个别掳走，但上百万名是在夜晚熟睡中，当他们从一片火海中尖叫惊醒过来冲出屋外时，被前来偷袭的人侵者擒住。他们用铁链把每个人的脖子链结成列，有时候队伍可长达一英里之长。我想象着有些人无法承受沿途不断的折磨面奄奄一息或被丢在路旁等死，以及那些抵达岸边的人全身被上油，毛发被剃掉，然后烙上炽热的烙铁印；我想象着他们被鞭笞，然后被拖上船，以及他们如噩梦般地尖喊，双手无助地挣扎和奋力地想咬住一口家乡泥土的情景。我想象着他们被半拍半推地进入那臭气冲天的船舱牢宠里且被链在层层的架子上，而架子上的空间又小得大家必须侧躺，就像抽屉里一排排的汤匙一样……
当我们前进到另一个大多了的村落时，我的一颗心仍在激荡着。我注视着前方，我意识到刚才在嘉福村里所发生的事情一定已经传到此地了。司机慢了下来，我可以看到村民们群挤在前面的路上；他们边招手边喊叫，而站在吉普车上的我也对他们挥手。
我想在我们绕过了三分之一的村庄后，我才反应到他们在叫什么……那些消瘦的老人和壮年男子、母亲们和她们一丝不挂的小孩，大家都双手高举地对我招手，而且齐声叫道：“康达先生！康达先生！”
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吧！我也是个人，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啜泣，从脚底直冲向上到脸部；我放声痛哭，为历史对人类的残酷而哭……
从达卡飞回美国的路上，我决定写一本书，我自己祖先的故事无疑是所有非洲人后代在美国的象征家族史——他们毫无例外的是有位跟康达一样在非洲某个村落土生土长的祖先，后来被俘虏、上链拖进奴隶船内，远渡重洋经历了无数的农场与转卖，一生中一直为自由在挣扎与奋斗。
返回到纽约后，我的电话答录机内留给我一则消息：我那八十三岁的乔姿亚表姨婆已病逝于堪萨斯市立医院。后来，在换算了时差之后，我发现她就在我踏进嘉福村时去世的。我想她既是当年在外婆前廊上传述历史故事中仅存的老妇人，鼓励我到非洲去的使命自然落在她身上；而在我任务达成后，她也加人其他的列祖列宗到天上去看顾着我们……
事实上，从我小时候起所发生的一连串相关事情来看，它们似乎都是为这本书催生的导引线。外婆和其他老妇女不断地灌输我家族历史，后来，当我在美国海防舰艇上当厨师时，很偶然的机会下，我开始长期性以种种方法来训练自己写作。因为我相当爱海，所以初期的写作都是以美国海防档案资料处的海事记录做基础，而写成了海上探险故事。若没有当时在海防队里的那段经历，今天我也不可能写出此书中有关航海的经过。
此外，外婆和其他老妇人经常提及奴隶船把这位非洲祖先带到“某个叫做‘纳波利斯’的地方”。我现在知道她们一定是指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港，因此我觉得自己必须试着找出当初是什么样的船从冈比亚河航行到安纳波利斯港，以及他们载运“这个非洲人”的那艘船。
我首先必须找出大概的年代。几个月前在嘉福村时，那位史官用“国王军队抵达的那一年”来解释康达·金特被俘虏的时间。
回到伦敦后，在第二个星期搜检英国军队于一七六○年期间军事行动的记录时，我终于发现“国王的军队”是指一个叫做“奥哈尔上校部队”的军事单位。这个单位于一七六七年从伦敦被派遣出发前往驻扎在冈比亚河上一个当时由英国控制的“詹姆斯奴隶转运站”。
我去了趟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在一位名叫兰德斯总裁的办公室里，我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正筹划要做的事。他从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站起来说：“年轻人，劳埃德保险社会全力支持你。”我相当幸运，透过他们的帮助，我得以顺利地在无数卷旧时大英帝国的海事记录中搜寻资料。
我永远记得前六个星期的工作是我这辈子中最耗费体力的经验，那似乎是永无止尽、徒劳无益的搜索。我日以继夜地翻着一柜柜、一叠叠在英国、非洲和美国之间做三角航行的运奴船文件。在一再的挫折当中，我愈是觉得激怒，就愈觉得当时的贩奴生意只被大部分的人视为一项普通的事业而已，就像和今日买卖与运载牲畜一样平常。许多记录似乎自储存后就没有再被翻阅过；很显然，没有人觉得有再看一遍的必要。
我一直没找到从冈比亚开往安纳波利斯港的任何船只档案。直到第七个星期，有天下午大约两点半时，我正在翻阅第一千零二十三张的运奴船记录，那是张宽大的四方形文件，上面记载着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出人于冈比亚河的三十多艘船只。我的眼睛顺着名单往下看，在看到第十八号船只时，自然而然地也浏览了一下它各类的标头资料。
一七六七年七月五日——也就是“国王的军队抵达”的那年——里弓尼领主号由船长汤姆士·戴维斯自冈比亚河航行到目的地安利波利斯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时的我反应相当迟钝，我忆起自己只是消极被动地把此资料记下来，然后把记录簿归回原位就走到外头。我走进角落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叫了杯茶和一个甜甜圈。当我坐下来啜着茶时，一个念头突然敲醒了我——把康达·金特运过来的很可能就是那艘船！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欠那位老板娘茶钱，我当时冲了出去，立刻用电话确定了泛美航空公司当天回纽约的最后一个航班。我几乎连回下榻旅馆的时间都没有，就叫了辆计程车直奔伦敦机场。在彻夜不眠的飞行里，我的内心看到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内的那本书，我必须再把它弄到手。那本书有棕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暗棕色的字体——“安纳波利斯港的船舶”，由华格罕·布朗所著。
东方航空公司的机场班车把我从纽约载至华盛顿后，我叫了部计程车到国会图书馆去借那本书。在从图书馆员手中急忙地接获后，我像机关枪扫射一般猛翻着书页……找到了，一切证实了！里弓尼领主号于一七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安纳波利斯港报关。
我立刻租了一辆车飞奔到安纳波利斯港去，到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内要求档案处理人员菲比·约瑟森女士可否给我一七六七年十月第一个星期左右当地所出版的报纸。她很快地取出一卷马里兰官报的缩微胶片给我。透过投影机，在几乎看完一半十月一日的报纸后，我看到一则广告：“最新引进口，在戴维斯船长从非洲冈比亚河驶来的里弓尼领主号上装运着一批‘特选的健壮黑奴’将于十月七日星期三在安纳波利斯港以现金交易拍卖，该船将以一吨六先令的运费载运烟草至伦敦。”此篇广告是由约翰·里德奥与丹尼尔两人所刊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我觉得自己的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得站到安纳波利斯港的码头上——我真的去了。那天正好是里弓尼领主号靠岸后两百年整。我向辽阔的大海望过去，望着这片当时把我曾曾曾曾祖父带来的海水。再一次地，我发现自己在哭泣。
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冈比亚河域上詹姆斯奴隶转运站的文献记载着里弓尼领主号载运了一百四十名奴隶。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漫长的航行中存活下来呢？于是我为此任务再一次前往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去查询。我发现资料登记着一艘抵达安纳波利斯港的货柜船，货单上以旧式的文字写着：“三千二百六十五枚象牙；三千七百磅蜂蜡，八百磅生棉，三十二盎司冈比亚金矿沙和九十八名‘黑奴’。”船在一路上损失了四十二名非洲人，大约是三分之———这是当时运奴船的正常损失率。
由这一次，我终于了解外婆、伊莉莎白姨婆、普拉丝姨婆和乔姿亚表姨婆都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扮演了“史官”的角色，我的记事簿上记载着长达几世纪的事：我们的非洲祖先卖给了“约翰·华勒主人”，他替他取了个新名字叫“托比”。当他第四次逃亡，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用一块石头伤了两名职业捕奴者中的一位，因此被砍掉一只脚板。“约翰主人的哥哥，威廉·华勒医生”救了这名奴隶的生命。他相当愤怒自己的弟弟那般惨无人道的行径，于是向他买了这名黑奴。我斗胆地希望这些真实的文件记录能够存在。
因此，我去了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熟读里弓尼领主号一七六七年九月靠岸以后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所签署的一切法律文件。我翻到一份日期为一七六八年九月五日的冗长契约，里面记载着：“约翰·华勒与其妻将下列之土地及物品所有权转移给威廉·华勒二百四十英亩之农田……以及一名叫托比的黑奴。”
我的天啊！
自从十二年前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罗塞塔石碑后，我想自己起码已旅行了五十万英里。在不断地搜寻、查考、筛选、核对再核对后，不仅找出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了前人口述传下来的历史，更是把大洋两岸的关系牵连起来。最后，为了全心全力着手写这本书，我忍痛割舍更多资料和证据的探究。描述康达·金特重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过程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我绞尽脑汁地想写好他被掳的经过。因此当我开始写此部分时，为了揣摩那些冈比亚人坐在奴隶船上横渡大洋的心路历程，我特地飞到非洲，再从非洲港口搭一班货轮横渡回美国。上了船后，我向船长解释我希望在此船上得到某些体验，好助我写我祖先当时横渡大洋时的心境。于是每天傍晚，我爬下层层的铁梯到那又深、又暗、又冷的船底舱去。我脱去所有的衣物，仅因内衣，然后躺在冷硬的舱板上，强迫自己待完那趟航行的十个晚上。我这么做是想捕捉康达当时所看、所听、所感、所嗅和所尝的一切经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当时内心想着什么？和康达、他那些同样被俘的同伴，以及成千上万名被惶恐地套上枷锁上了链并苟延残喘地在那污秽脏乱的牢笼内度过八九十天的残酷折磨相比，我的这趟航行简直是奢侈豪华得可笑。但无论如何，我最后还是完成了横渡大海的经历。
最后，我终于把家族的七代历史编撰在这本书里。在写此书的那几年当中，我曾在许多听众面前提到《根》这本书的故事；很自然地有人会问：“《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多少？杜撰的有多少？”我可以说《根》里所谈到的祖谱都是我家族世代小心翼翼地口述传下来的，而且我也从史料中证实到许多。因此《根》内的灵与肉是我多年来在三大洲上走遍五十多个图书馆及档案资料室，不断地精密查询研究后所凝聚而成的。
由于故事发生时我并不在现场，所以大多数突发事件的对话和情节都是我在比对资料时灵感所及，再加上必要性的戏剧化所构成的。
我想现在不仅外婆、乔姿亚和其他老妇女们“都在天上看顾着”，还有所有的其他人：康达和蓓尔、济茜鸡仔乔治和玛蒂达、汤姆和爱琳。外公威尔·帕默、贝莎、继母——以及最近才刚加人他们行列的父亲……
父亲去世时是八十三岁。当他的孩子们——我、乔治、尤里乌斯和萝依丝——在讨论丧礼事宜时，有人表示父亲这辈子算是过得相当完美而且丰富。此外，他走时相当快，没有什么挣扎或痛苦。以我们知他之深，每个人都同意父亲一定不愿看着我们成天以泪洗面；因此我们也尽量节哀。
我发现自己竟如此沉湎于过去的回忆里。因此，当殡仪馆的人提到“死者”二字时，我才讶异地察觉到那是指我父亲，一个一辈子从不平凡乏味的父亲。在我们为他于华盛顿特区举行第一次追悼会时，教堂里挤满了亲朋好友。乔治告诉主持礼拜的博伊德牧师说，俟礼拜程序到了某个适当的时刻时，我们这些子女想和亲友共同追忆父亲的往事。
因此在传统的礼拜仪式完毕后，大家唱了一首父亲生前最喜爱的歌。然后乔治起身站到开着的棺木旁，说着父亲对我们那些记忆犹新的教诲。他说我们家中至少总会住上一位父亲极力苦劝那乡下农夫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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