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欢迎卡耐基班的国家是以色列。达莱亚·艾伦（现在是衣撒克·李葳夫人）生于以色列，十六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美国，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她父母（两人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生）送给她一份毕业礼物，那就是让她参加卡耐基课程。她所得到的印象真是太好了，因此认为这种课程也应该在以色列开办。
以后她找了几个人，筹划在以色列开办卡耐基课程。不过，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的资格执照，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在美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主持人，必须从头开始努力好多年，才可以取得这项资格。在外国的主持人有时会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徒阶段而得到委托，但是也得经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担任授课工作。艾伦小姐发现她找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去受那么长久而严密的训练，他们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成就，拨不出时间去接受卡耐基机构的训练。
虽然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但是卡耐基机构经理阶层对她的智慧、热忱和专注的精神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决定给她一次机会，如果她愿意以两年的时间到美国接受训练，毕业之后就请她担任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她接受了各种课程训练，从学员、助教一直做到教师。此外，她还利用在纽约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一段时间，征招学生，与卡耐基机构高级人员经常讨论更深入的问题。艾伦小姐说：“我所接受的训练和参加的讨论，可能比卡耐基机构里任何一个人都多，因为我正逢平时，正当票地。他们在两年之内把我训练成为一名主持人。”
她在１９７３年１月回到以色列，设了办公室。开始的时候很难展开。因为当时这种课程对以色列人来说还是一样新的东西，大家还不接受。但是办了几班之后，消息就传了开来，说是卡耐基课程对大家真的有帮助，于是吸引了许多人参加。起初班上使用的是英语，但是在第四期之后就用希伯来语教学了。
另一项困难是训练新教师。由于所有教师都必须先参加训练讨论会，然后才能担任教学工作。在以色列卡耐基班的第一批教师，必须远道欧洲或美国，去参加这种讨论会。半年之后，卡耐基机构资深都师约翰·麦克瑞士特地到特拉维夫举行了一次教师训练讨论会。
卡耐基课程在以色列开办后的头八个月，一切都很顺利。艾伦小姐决定到纽约探看她的父母，和父母共度犹太人的假日。她带着在以色列所获得的成绩回到纽约州的花园市，接受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人员的赞美。不过，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完美。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卡耐基机构在加州圣地亚哥召开大会，艾伦小姐报告了后来的情形：
"在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我醒来听到收音机报告说，以色列已经开战了，和阿拉伯国家打仗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登上一架以色列的飞机，因为我是属于以色列的，那是我一生中心境最不安宁的一次飞行，七四七飞机满载着赶回家去的以色列人。我不是军人，坐在我后面的有将军和其他的军官，他们和我一样害怕。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说到战争期间的情形，我记不清了。我志愿到医院里为我的同胞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我的世界也停止了——我的卡耐基世界。一位教师是一名战车军官，远在西奈半岛的另一位教师是一位军医，远在戈兰高地——我也不确知是否在那里。助教不是在步兵排里就是在反战车单位，分散在前线各个地方。学员和未来的学员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四周根本没有男人。我不敢打电话找人，害怕接电话的人说：”他已经阵亡了”或”他受伤了”。
"整整齐个月之久，全以色列没有一个卡耐基课程，原因是没有人可以施教。我精神沮丧，从极度的成功转入失败。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提不起一点劲儿。
"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只是坐在那里等——等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是胡达·巴开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第二期的一名毕业学员。
"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他从声音中听出我的情绪状态。然后就说过来看我。
"他来到我办公室，问我知不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工作。由于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战斗，他说：”我担任最糟糕的工作。我得通知人家他们的儿子已经阵亡了。如果我不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我那个工作就根本做不下去。我从卡耐基训练中得到的力量才使我没有精神崩溃。
"”而你是我的教师，你竟然坐在这里只想不行动。在你四周有的是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忧伤沮丧，沉陷在消极的想法里，不能够振作品来开始工作，而战争早已结束了好几个月。你坐在这里什么事也不做，你简直是犯罪！这就象一位医生有的是葯，有一个人快要死了，而医生却不把葯给这个人一样。”
"我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站起来，不要只想自己。目前在以色列你是唯一可以教卡耐基课程的人，所以你要站起来，把卡耐基课程开起来，让其他的人和我一样从中得到一些益处。现在只有你可以把卡耐基课程开办起来。”
"你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又开始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重整我的工作人员，添加教师，再度把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带给以色列。
"这种力量，这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