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而时髦的“三角恋爱”带入了血雨腥风的战场，描写了陈淮海与罗一明之妻的“爱情”纠葛。但人们从小说中却看不出这种描写有何积极意义，也看不出这种“爱情”产生的渊源和得以维持的基础。试想，如果罗妻讨厌“象女人一样”的罗，那她完全可以在婚前选择陈——陈与罗是朝夕相的密友，她对罗的了解并不多于对陈的认识，否则就不会在新婚不几天就对陈说：“罗并不是最好的。”即使在婚后才发现罗的“劣迹”，按照她那爱陈“爱得想跳楼”的勇气和程度，也会离开罗与陈结合。而小说却让她一方面维系着与罗的生活并怀上了孩子，另一方面又恬不知耻的追逐陈，一会要陈拉拉她的手，一会要陈吹她的眼睛……而陈淮海呢？他一面因“朋友和上帝一样是不可亵渎的”而为自己的行为不道德深感内疚，一面对罗妻的追逐心安理得任其发展，甚至“心中竟有一丝窃喜”。一面颇为“真诚”的为自己开，“你们编造的一切差我相去太远”，一面却在烽烟战火中“迷恋那双深情的眼睛”、“渴望着她的怀抱”，这种虚伪、自我矛盾的心理，低下的履，庸俗的情趣，与作者所要刻画的豪放、真诚、坦荡的格相去甚远，不象陈淮海，倒更象罗一明，就算我们相信“超凡俗”……
[续变形的画面失真的形象上一小节]的陈淮海不念与罗的“恳挚之情”而对罗妻想入非非，那陈淮海和罗妻也是鄙俗的，应该受到指责的。而作者一再渲染这种“爱”并流露出对这种所作所为的赞叹，不断为之开，仿佛陈淮海是正大光明的，是“男子汉”，是值得褒扬而不是抨击，是应该同情而不是谴责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立意和思想力度，使本来应该光彩夺目的形象黯然失。
再次，作品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罗一明自伤的见证人牺牲了，最后发起冲锋的人也只剩下了陈和罗，故陈淮海决罗一明就成了口说无凭的悬案，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一明准得为此倒霉”、“陈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把那女人搞到手”的议论，陈自己也认为“我实际败给了自己”。小说把陈淮海为了惩罚背叛祖，背叛人民的可耻行为而对罗一明进行的正义的宣判，变为一个被人们，被领导认为是“情杀”——为了得到罗妻的卑鄙勾当而强加给读者。这是人们，特别是那些战场上九死一生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也是找不到生活原型的。这个有着明显人工雕凿痕迹的情节说明什么呢？战场上英雄好当，战场下“情人”难做吗？是谴责陈的战友们和领导们不理解他而让读者同情他吗？还是谴责陈“居心不善”？还是让人们同情罗一明或者罗妻？我们并不反对作者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而作者这种天才的想象之荒谬，这种主观的杜撰之离奇，人们不禁为之瞠目。这种把捍卫民族气节的爱之举与个人恩怨，与借刀杀人相互并列，把正义与卑鄙，高尚与低劣相互掺杂，把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混为一谈的描写，没有任何美感，它对于勇士们形象的塑造，对老山战场的再现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有些前线下来的同志认为这一情节是对收复老山勇士的嘲弄和亵渎，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品中还有不少情节和描写是不准确，不真实的。我身边有不少参加收复老山战斗的朋友，他们对我说：打起仗来什么都顾不得了，哪里有时间来想这想那，还说在各方向的进攻中没有全连覆灭一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小说象报告文学一样以事实为准绳，但是作品把一些一般情态下的心理状态生吞活剥的移植到战场；在一个广为人知的战斗中加进自己的主观臆想，无疑是不合时宜，值得斟酌的。
综上所述，由于总设计的偏差，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细节既离生活找不到生活依据，又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恩格斯说：“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支配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那么典型了。”作者离开军队、战场这个典型环境去组织人物、情节，当把按主观意念组合起来的人物、情节放回到这个典型环境时，作品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和漏洞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我们的战士都是血肉之躯，有他们的七情六慾，喜怒哀乐，有其弱点甚至明显缺点，军队也不是真空，同样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应该提倡作家观察他们，反映他们，塑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普通人物，甚至有严重缺陷的人物，繁荣军事文学的创作。但是必须把握好这种反映的目的和分寸，正是由于《一个》的作者没有把握好这个目的、分寸，才导致了作品的失败。
第一，要通过庞杂的表面现象去揭示军队，军人的本质，而不应自然主义的，“纯客观”的去暴露所谓“暗面”。雨果说：“伟大和真实这两个要素包括了一切，真实包括着道德，伟大包括着美。”文学的目的正是揭示这种伟大和美。我们的战士崇高的军人道德，为祖为人民献出一切的美，才是真实和伟大的。描写军人的作品，无论从何种角度，使用何种手法，反映何种侧面，都应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民族的精神，人民的需要，反映我们的勇士们的精神风貌，思想境界，揭示他们的本质——热爱祖，热爱人民。描写矛盾、缺点、个、私慾等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要通过这种描写反映我们的军队生活在社会中，虽然难免沾染上各种病菌，但它又是一个伟大的、坚实的躯，有顽强的免疫力；反映我们的军人既是普通人又不等于一般人，他们既有一般人的情感和追求而又能因祖和人民的需要而放弃这种情感和追求去贡献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即使是对“暗面”的暴露，对人物缺点的描写，也是通过它们使人们立的，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崇高的本质。这样才能“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负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那么《一个》的作者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我们不妨再把生活中的勇士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比较：我们的勇士热爱和平、幸福的生活，他们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情人，但他们更爱自己的祖，一旦人民需要，他们便把个人的情感、利益置之度外。而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迷恋私情，贪图安逸，甚至在战火纷飞中向往那种令人鄙弃的个人私慾；我们的将士是新型的军人，战友之间有深厚的阶级情谊，他们在生活中同甘共苦，互相关怀，在战斗中生死相依，真诚相待，紧要关头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作品中的人物却相互猜妒，毫不信任，以恩怨确定疏，以私情安排生死；我们的战士有崇高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有良好的作风纪律，我们的指挥员英勇而机智，胆大而谨慎。而小说中却充斥着品质低劣，作风不正，纪律废弛的人物，攻坚作战只知一味瞎打猛冲，甚至摆上级指挥，凭着自己的感情来指挥战斗……小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物之所以与当代军人相去甚远，关键在于人物的描写，事件的组合舍本求末，没有深入的探索，发掘当代军人的本质特征，而是满足于对他们的浅尝辄止的观察，满足于所谓“奇闻轶事”的收猎。被表面现象遮障了双眼而没有深入的剖析这些现象而得到升华。只听到这首“英雄交响曲”的几个不谐合音型，没有听到或者有意放弃了它的壮美的主旋律。这样，当然就难于塑造出真实、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了。
第二，不能用观念代替真实，割裂现实主义与漫主义的统一。在《一个》的人物描写中，作者特别强调“个”，注重对多重格的描绘，赋与人物以“杂”，作为创作者的好恶，这本是无可指责的。我们提倡创作自由，提倡作家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但我们的作品既要重视写人物丰富的细致的情感，重视写出人物格的多种调，努力从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的联系中，从生活考验激发起人物心灵的波澜中，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要通过这些人物反映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激发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既摈弃“高大全”式的人物创造模式，也不流于平庸心理与卑琐灵魂的展览。而《一个》则恰恰在这一点上缺乏清醒的认识，仅仅满足于对“矛盾人物”的刻画，停留在“暗面”的暴露上。这当然反映了作者的观念和特点，人物也确乎很“漫”，然而，马克思指出：“我们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我们不能割裂现实主义与漫主义的有机统一。如果以为多写点“暗部”“人情味”，多来点“杂”“矛盾”就可以“曲径通幽”的话，那只能偏离航向误入迷途。这种倾向与“高大全”的模式化、概念化虽然各执一端，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某种观念的产儿而不是艺术的花朵。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格描绘，您完全正确的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这种个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种本质的标记，一个人的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不顾人物所的环境和条件以及行为的依据，人为的强加给人物以“杂”以“个”，似乎这样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殊不知这种所有似乎崭新的东西，这种所谓“突破”，不过是落入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模仿文学的渊薮”。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那样：“一些作家总是说他写的那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呀，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想到，究竟有没有在总上把握了社会的真实，能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去创造新的生活？”若是违背历史的趋势去揭露所谓“暗面”，背离生活真实去刻画“矛盾人物”，无视艺术规律去编造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内心世界，是断然写不出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的。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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