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握了一下手，他走了……我独自闷坐，将这件事的始末，细细地回想了一遍，觉得是一件很“他媽的”事。越细想，越觉得“他媽的”。而且，觉得完全是由于自己很“他媽的”，这件事才变成很“他媽的”事了。更“他媽的”是——此前我已经到ａ大学去讲过三次“文学和人生”了！我不成了不厌其烦地贩卖“文学和人生”的个体户了么！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那么多可讲的了啊！
怎么他在的时候，我竟忽略了这一点呢？我恼得连连拍自己的头，后悔莫及。仿佛自己是扰乱市场价格的罪魁祸首。“文学和人生”，由于我的贩卖，成了最廉价的东西似的。我觉得这一种搭配，也就是“文学”和“人生”的搭配，是挺胡乱的一种搭配。也许“人生”，总应该还是不掉价的，但是被“文学”一搭配，如同贴错了商标的东西，怪令人起疑心的不是？
“你虽然答应了我，也是可以不去的。这没什么……”
他的话清清楚楚地在我耳边回响，如同被我的耳朵录了下来。
去？……不去？……
思想斗争了许久。决定还是要去。
某种时候你明明知道你的确是在扭曲你自己，但你却难免不这样劝你自己：唉，不就是扭曲一下么？反正已经被别人被自己扭曲过无数次了。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扭曲么？你既活着，又幻想不扭不曲，你不是活得太矫情了么？你不是活得太烧包了么？进而你甚至会得出一个足令你感到欣慰的结论：还是自己扭曲一下自己的好。具有了这种主动扭曲自己的自觉性和风格，某些事情似乎变得十分之简单了。何况，“扭曲”这个词儿，尤其“自己扭曲自己”这一种说法，听起来怪不舒服的，真已“扭曲”起来，并不像谈论的时候那么痛苦。谁看见谁被另外一些人拽着胳膊抻着手，像扭麻绳一样“扭曲”过呢？如果“扭曲”竟是那么可怕那么残忍，许许多多的人岂不是早就自杀了么？中国的人口，不是不必那么艰难地实行计划生育，也会大大地减少了么？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许许多多的时候，那么习惯成自然地“扭曲”自己，证明了的仅只是一点——“扭曲”自己，肯定的，比不“扭曲”自己，是一个便利得多的解决问题或摆脱困境窘境的方法。一个对于中国人非常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立竿见影且又不痛不癢的方法。
不这么解释，怎么解释呢？
不这么解释我自己，我简直就对自己十二万分的困惑，从理性到潜意识都没法儿搞明白我自己了！
在咱们中国，无论谁谈什么，总会有不少的人想听。十二亿人口呐，只要你自己不甘寂寞，你就不会有寂寞那一天的。尽管我在ａ大学已经大谈过三次“文学和人生”了，谈第四次，仍济济一堂地坐了一教室的人。三千多学生的一所大学，有十分之一的人捧你的场，你就会觉得你有忠实的听众。
可是那一天我面对他们的时候，一时感到了从没感到过的癹惶。也许是心理原因，我竟然觉得，似乎有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面孔，都仿佛是熟悉的面孔。而我却已要将同一个人第四次当“对象”介绍给他们似的。
我背后也站立着些莘莘学子。
我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议：“一听这题目，我就知道又是他！”
“那你还来？”
“刚考完试嘛！再说宿舍里灯坏了，阅览室今天又不开门。”
“哎，这一次是谁请来的？”
“不知道……”
“据说是他自愿来的。”
“他怎么有这个瘾啊？”
“嘘，兴许他家的电灯也坏了……”
我发现肖冰坐在中间一排。和一切与“策划”此事毫无干系的人一样，一副反正没什么更正经的事儿可做的嘴脸。他还带了笔记本和笔！我发现他时，他正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一接触，他便将脸转开了，和身旁的人说什么。我的目光一掠过，他又望着我。
我便觉得被存心出卖了。
只有产生了这种心理的时候，自己扭曲自己才似乎是挺委屈的事。
主持人是这样介绍的：“同学们，请大家安静。作家梁晓声同志，虽然时间很宝贵，但对我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他自愿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再获得一次机会，继续对我们谈谈‘文学和人生’，大家热烈欢迎！”掌声竟热烈得没法比。
大学生们真是最可爱的人。
待掌声停息，我面红耳赤的说：“同学们，我们的主持人对情况有所不知。其实，我虽然对大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却不是自愿来第四次谈‘文学和人生’的。这一点你们可以问肖冰同学。是他前天顶着大风到我家去请我的。我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再说……再说他是我表弟。因为这一层特殊的关系，我不能拒绝。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表弟们是千万不能得罪的……”
我确实从一本小说读到过最后一句话。但绝对不是巴尔扎克说的。哪怕是一句最寻常的甚至傻气的话，若使人相信是出自名人之口，不是名言也是名言了。所以我盗用巴尔扎克的名义。反正他已经是死人了，不认也得认了。何况他著作等身，没谁敢愚蠢地怀疑不是他说的。同时，足以证明着我自己的博览群书，强记善引不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大概还有某种小小的恶念作祟。因为望着一束束目光都朝“表弟”投去的情形，望着他在座位上扭捏的不自在起来的样子，我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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