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己反见出一个七拼八凑的状态来，殊不近于情理。所以我疑现存的《大戴记》是《礼记》盛行之后，欲自树立门户者，将故书杂记拼合起来，且求合于刘向、许、郑所论列，至《汉志》所举百三十篇以内，《小戴》四十九篇以外之所谓《大戴记》，其本来面目早已不见了。如果这个设想不错，则今本《大戴记》之原本，当是魏晋宋间人集史说子家而成之，若王肃《家语》，不过不必有王肃的那个反郑的作用罢了。后来又丧失数十篇，又将《夏小正》加入，并且和《隋志》也不合啦。所谓十三卷，无非凑合《隋志》所举之数（其实《隋志》中《夏小正》尚独立）。
我疑《礼记》自后苍、二戴后，四十九篇已成本书，此外篇章，原无定本，因传学之人之好尚而或增或减；文籍上初无所谓《大戴》、《小戴》之分[大小戴书之分，疑在后（东汉），裴引《别录》恐非原文]。亦无所谓二戴、庆氏三家之别（虽并立学官，实无大异，他经今文分立同）。汉博士分立，每因解说之小不同，不尽由篇章之差异，书之有大、小夏侯，公羊之有严、颜，皆是也。《汉书》谓桥仁季卿为小戴学，刘向《别录》谓其传《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则谓其从同郡戴德学，《后汉·曹褒传》，父充，传庆氏《礼》，“褒亦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是四十九篇三氏所共（今本《大戴》题九江太守戴德，是又弟冠兄戴矣）。自刘向、班固以来，引用《礼》篇，颇出今本大小戴《记》之外，篇名已有佚者，即篇名尚在引文却不见，是四十九篇之外随时有多出者，直到郑注始成画一。其引文篇名在，而文不在者，是今本四十九篇中与当时本有出入。《经典释文》引晋陈邵云，“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此语如实，则今传《礼记》之字句是马、卢、郑玄三家定本，而郑氏定本以前，三家分别之实，已无可尽考。郑君虽说：“戴德传《礼》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但郑君所谓《大戴礼》是什么东西，殊不可考，亦不能断定其必尽在《汉志》百三十一篇之内。今本《大戴》可疑滋多，已如前一节所说，并非郑所谓者。
但假如我们以为“《大戴礼》是后来拼凑成的”之一说不差，我们却不能轻视这部材料书，其中诚保存不少古材料。读者试以《大戴礼》之文句与大体合于他书者，比较一下，或者可以看出先后杂糅、更改、删加等事来。欧洲人所发达之章句批评学（Text Criticism）实在是“手抄本校勘学”，由校勘而知其系统。乾嘉间儒者之校勘，精辟实过于欧洲，只因所据不过几个宋本，所参不过几部类书，及《永乐大典》，故成绩有时局促。王静安君据敦煌出土材料，成其考定《切韵》数抄本之善作，可以为模范者，也只是把不同的本子比一下子，因其不同，知其系统之别。如用这一法于《大戴礼记》，或者可得些新知识（即是以《大戴》为校书之用）。
《礼记》四十九篇中，无为古文学撑场面者，然除《王制》以外，亦无与古文学大冲突的话。这因为二戴、庆氏本是今文，又或者为古学之马、卢删其今文色彩之重者，故有现在不即不离的情形。
与《礼记》关系最多之子家，非《孟子》，实《荀子》。《荀子》大约是汉初年言学者所乐道，故文章重复至三百二十二篇（见刘向所叙），故研究《礼记》，非参考《荀子》不可。
《礼记》中《大学》、《中庸》、《乐记》、《经解》等篇，显然是西汉之文，重而不华，比而不艳，博厚而不清逸。系统多而分析少，入东汉后，文章不是这样子了。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