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阮芸台诸人每每强以《诗》、《书》中成句释金文，今当以金文中字句订《诗》、《书》之误字也。自《大诰》以下至于《顾命》十二篇，皆武王（或成王）或康王时物，除《无逸》稍有若经后人润色之处外，此十二篇文法上在一个系统中。《文侯之命》一篇虽也可以放在这一类中作附庸，然文体辞义皆与此十二篇不是一类，疑是战国时出土或流传忘其来源之彝器铭辞，解者按其辞气以晋文侯仇当之（书序）或以文公重耳当之（《史记》），其归之晋者，或出土在晋地（然此不足证此篇为晋物，鲁取郜大鼎于宋一事，可以为证），而平王东迁及襄王奔郑正合于所谓“闵予小子嗣，造（遭）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惟此篇开头便说“父义和”，文侯仇不闻字义和。王引之曰：
古天子于诸侯无称字者。《唐诰》、《酒诰》、《梓材》三篇“王若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传》引《蔡仲命书》云，“王曰胡”，又引《践土之盟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皆称其名，其他则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称字者也。或以义为字，或以义和为字，并当阙疑”。（《经义述闻》卷二十三）
此篇全无记事之上下文，除篇末无“对扬王休用作宝彝”，一套外，全是一篇彝器铭辞之体，其文辞内容又绝与师敦、毛公鼎同，然则渊源当亦不二致。宋代出师敦，清代出毛公鼎，汉时山川多出鼎彝（见《说文》序），则战国时当有此样出土之先例，果“文侯之命”出土地为晋，则当时发读文字者，自然依文中所说之情景想到翼侯仇或绛侯重耳矣。
此若干篇《周诰》在当时是如何出来的，可以《左传》定四年所记祝佗语为证：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虚。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分唐叔以……阙巩，沽洗，怀姓九宗……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今《伯禽》、《唐诰》两篇皆不见（《伯禽》为篇名从刘焯说），而《康诰》犹存。然则《康诰》正是派康叔到殷故都卫地以建国时之教令，给他的一个“政治工作大纲”。其《酒诰》等篇虽或不如《康诰》之重要，也是同样的教令。这样的教令至少在王之册府与受诏诸侯之册府中都要保存的，或者以其重要之故分布给其他诸侯，而受此诰者容或铸于彝器上。周朝彝器上铸文章是较普遍的。《左传》记子产铸刑书，散氏盘记割地的条约，曶鼎记讼事，小盂鼎记俘获，其他记争战来享，记礼仪之彝器，尤不可胜数，然则不特《康诰》等可得镌于彝器上，《大诰》、《顾命》一类赴告之文，亦未尝不可镌以垂记念。且此项诰语竟成为周代贵族社会中之教科书，《楚语》记下列一事：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辞。……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生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所谓《春秋》、《诗》、《礼》、《乐》可不待解，世即后世所谓《世本》，语即《国语》一类之文书，所谓令所谓训典当即《诰书》之类。熟知掌故以为出辞从政之具，是春秋时之风气，可于《左传》中明白看出。我们比较一下，则对于《周诰》诸篇，不特可以想到他如何出来，寄托于如何之物质上，且可知其缘何流传于后来也。
说到这里，或者要问，《周诰》的文辞是周王说话的本质呢，还是史官修饰了的文辞？我们可以直率回答，《周诰》中的话，虽然不全是一篇一篇的官样文章，然而史官的贡献也很不少了。试以《文侯之命》，毛公鼎、师敦比较一下，看此项文字竟有定式，试读《周诰》各篇中的文辞，其可解者每是很有修辞力量的文辞，而称今道古，像有一个历史哲学，威仪棣棣，丁咛周至，不是一个直截的态度。在当时的统治者都是战士焉能说这样文学的话？且当时的文学本是一种专门之业，所以王如用到文字，总须“呼史某册命”，“朱批上谕”是做不了的。今抄《康诰》、《召诰》、《无逸》各一段，以见所谓美术散文进化至此时之地步，此地步去吐辞茫昧之时代已远得很了！
《康诰》一节：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召诰》一节：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无逸》一节：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类是鲁书。这一类中有两篇，一、《金縢》；二、《费誓》。相传为伯禽伐淮夷之誓，其文近于《周诰》而无深义。《金縢》一篇必不是与《大诰》、《康诰》等有同样价值者，此篇文体全与《周诰》不类。《顾命》一篇中虽陈丧礼，但仍以赴告之辞结束之，《金縢》乃全是一篇故事，篇中周公祝辞尚近于《周诰》，其“武王既丧”以下竟像东周的文辞。这一篇当是后人根据相传的故事及话言拼凑成的。《鲁书》一类可以说是《周诰》的附庸。
第三类是宋述商书。此一类中，《西伯戡黎》及《微子》二篇之可以呼作《宋书》，当是无问题的，此是宋人记其由来之档案。至于《盘庚》及《高宗肜日》，以年代论，比《周诰》早得多，以文辞论，反比《周诰》较易通解，然这两篇都不类春秋的文辞。又商末至少有两次的大乱。一、纣亡时；二、武庚亡时。经这样大乱，册府是完整不了的。清朝人不为明朝人保存档案，周朝人更决无为商朝人保存史料之理。宋以丧亡之后，小休之时，根据传训，写成典书，是事实之最可能者。惟其传说有自，所以不像后来的文辞，惟其追记在后，所以稍有近后的语句。此一说虽无证据，然如此假定，一时也找不到与此矛盾的证据。
以上三类，除《无逸》一篇或者稍经后人之润色，《金縢》一篇大有可疑之外，都是绝好的史料，与彝器铭辞相发明。今尚存之《逸周书》中，虽《世俘》、《作雒》等篇，其史料的价值，亦下此一等也。
第四类是外国书，这一类中有《吕刑》、《秦誓》两篇。《吕刑》相传为周穆王作，这话全不可通。《周诰》的排场是很清楚的，周王诰语所及之人，“越在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而《吕刑》一篇诰语所及之人，则是“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这乃是一个部落的族长，那里是诸侯的共王？且《周诰》中的用事，述祖德则“丕显文武”，引鉴戒则殷人夏后，《吕刑》里边，既无宗周成周之典，又无三代兴亡之事，而是三苗、重黎、伯夷、皇帝，遥遥与《楚语》中所载南方之神话相应。且《吕刑》开头说：“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诰四方。”而《史记》曰：“甫侯言于王。”郑玄曰：“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不得其义而强解之者，“吕命王”固不能解作“王命吕”。若以《书序》说，“吕命穆王”则以臣命君成何事体？诸家著录周代彝器中有吕王器数事，如“吕王斗作大姬壶”等，然则吕固称王矣。今如释吕命王为周昭王之类，即命为吕王之号，或命为误字，其本字为吕王之号，则文从字顺。然则此篇固是吕王之诰，南方之训典，与成周无涉，固墨子之所引，而非早年儒家之书也。
《秦誓》一篇，《书序》、《史记》皆以为秦缪公丧师于崤之罪己诏，然按其文义颇与崤战后事之情景不合。《左传》记当时秦缪公云：“孤违骞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今《秦誓》中并无此等意思，只在渴思有才有量之贤士。意者此之指名秦缪公犹《文侯之命》之指名晋文侯，皆实不得其人，强以与此文差不多的地理及时代之最有名人物当之，强以其间最著明之事迹当之，而忘其不切也。《商颂》之指名正考父，《鲁颂》之指名奚斯，皆同一心理耳。
《秦誓》一篇，以文辞论，是《尚书》中最上等者。如下列一段，实是绝美的文章，散文进化到此一步已是像有工夫的了。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第五类是三代的三篇誓。至迟到春秋中叶，禅代征伐的两种政治理想都完成了一个系统，这可以《左传》为证。征伐是三代创业之功绩，夏以启为创业之祖（启之训为开，可以汉讳为证，然则启固是夏后氏之太祖，鲧禹犹在天神一格中也），据传说，其所伐者为有扈，故造《甘誓》，商以汤为成事之王，所伐者为夏桀，故造《汤誓》，周以武王为定功之世，所伐者为殷纣，故造《牧誓》，所谓《太誓》，亦即《牧誓》之一流，同一题目，不是一个人造的，故成不同的篇章。以此诸篇之文辞与《周诰》、《殷盘》比一下，显然这是后人的文辞，以其中发挥的意思与孟子墨子所记者较一下，显然这是凭藉着“征诛”一种思想而出的文章。
第六类是《禹贡》、《洪范》两篇。《禹贡》言地理，而以九州之观念为纲，《洪范》综言天人系统，而以五行之观念为领。如这样子的典书，在战国时恐不少有，《晋书·束皙传》记汲冢简书各种，按其名实，足知彼时文书之有多体。《禹贡》虽比《穆天子传》为实（《穆天子传》亦因误读致有今天之面目）。《洪范》当比《大历》为实，然皆战国时托古拓今之创作，彼时之典书也。造作此等典书之风气，最迟至春秋已成，可以《左传》、《国语》所引各种古今杂糅铺排数目之训典为证。
《禹贡》、《洪范》两篇，虽大体上我们可以断定他是春秋战国时的东西，但如必确切指定其属于何一世则亦未必成功。为什么呢？古来的书每每先有个核子，后来逐渐发展与改变一书中自身之层每不容易分辨，必以一书最初之层为此书之时代固失之，必以其最后层当之，亦未为得。
《洪范》一书之中央思想为五行，五行系统论之成立虽或在后，但其根蒂必在先。荀子在非子思、孟子时，指谪他们“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所谓“造说”者，明其有自己的贡献，所以“按往旧”者，明其有凭藉传说处。《左传》文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此与五行之数虽小异而大同。且五方之说，似较五行为尤早，王国维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曰‘贞于东’，曰‘己已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五方之观念，自与五行相混而更盛。
《禹贡》之中央思想为九州。九州之名见于《国语》者，有“谢西之九州”，此指一地方说，可以不论。若禹九州之说，至迟在春秋已盛。齐侯镈钟及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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