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眼笔直，周身发抖，一个字哼不出来。这一下子，那些站在街边笑我的人，移转了视线，一齐对着这两位少妻老夫，拍手大笑。我对于这两位，本可以报复一下。不过我想着，这空气太紧张了，应该找一点小笑话来松懈一下子，就随他去吧。好在这马路上，又来了一群学生，各人手上举着纸旗子，口里唱着“打回老家去”的歌。街上的民众，随了这歌声，热烈的鼓了掌。我就借着大家那起哄的劲儿，随了拥过马路的一阵人潮跟了走去，向前走，更是热闹的街市。自我到重庆来以后，很经过几次大节令，没有看到街上有今天这种热闹，繁荣的马路，都让来往的人，挤得满满的。在高坡子向前看去，只见一片黑点，在街头上浮动。断续爆竹声里，一阵一阵的涌起着人的喧哗声。那声音像是远处听着海潮，又像是近处听着下起掀天大雨，我心里想着，这是全市民众高兴的一天，在这人潮中，谁对谁闹点小乱子，都不足介意。这没有什么可看的，还是回去吧，于是我在人家屋檐下，一步一步地移着向前。不多远，看到两个穿西服的少年，左右夹着那个老疯妇走回来。她两手虽然被人握住了，然而她那身子，还不肯安静，一步一声，口里依然喊着，回家了，回南京了。我闪在一边，看这疯妇过去，倒为之默然，觉着她这一个剧烈的反映，决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就把这问题扩大起来，这满街上人山人海的民众，岂不是一种反映？再把这些人，每一个个别的观察起来，当然也不外乎是一种反映，正这样看出了神，带了思索走路，却有一张报在我眼前一扬。看时，半空里飘飘扬扬，正飞舞着传单。我以为这是哪家报馆，又在散着胜利的号外，我也和其他的走路人一样，在别人头上抢过来一张，看时，前面一行大题印着“”。我想，这是哪个报馆里编辑先生闹新花样，在号外上，竟会印着这样卖关子的题目。再看下文的小字是：
抗战必胜，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人人皆能言之，而不能举出确切简单之理由。山人自幼得名师传授，熟悉易理，曾推算日本命运，至今年告尽，于三年前，即出有日本必败论专书一本问世。今日号外与该书所言‘将来必有此日’完全符合。对国事推算精确，对个人穷通天寿之推算，其能丝毫不爽，更可待论？兹值抗战胜利，凡我同胞，均当有一种做新国民之打算。其有不明何去何从者可速来本命馆问津。山人为庆祝胜利起见……
我噗嗤一笑，把传单丢去，就不必向下看了。我又想着，这也不能怪算命的。我和我的朋友，都在今日以前说过这种话的，难道就不应当表白一番？我这样想着，我面前就站着一个人。长袍马褂外，在纽扣上挂了一只特等机关的证章，叫了一声老张，满脸是笑。我看他面团团的，带了红光，嘴唇上有胡无须的，带了一点黑影，神气十足。我仔细看那人，有点熟识，却又不敢相认，因为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见我犹豫的样子，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便笑道：“我是沈天虎，二十年的老朋友，隔了几年不见面，就不记得了吗？”我笑说：“原来是沈大哥，难为你倒记得我，我常在报上的要人行踪里看到你的大名，我想不到你会在大街上走。今天怎么没有坐汽车呢？”天虎不答复我这一问，他又问道：“我的预言完全中了。前天我在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是我三年来得意之笔，你应该佩服吧？你看，现在日本败了。明后天我又要发表两篇惊人的论文你看！”我笑着说是。他道：“你来四川五年。现在可以回南京做斗方名士去了。”我笑道：“哦，你也知道我在四川五年了，你来了多久？”天虎道：“我来了三年多，我早知你在重庆。田处长说，二十年的老朋友，只有我们三人在重庆。”我说哪个田处长？他说：“田上云呀！在北平同住公寓的朋友。”我说：“你们常见面吗？”天虎笑道：“天天在一处玩。”我道：“当处长的老朋友，天天在一处玩。而我这穷蛋……”他红着脸说：“我现在不便和新闻界来往，你住的地方不好。”说着，他忽然转一个话锋道：“这次回南京，我要出十本小册子。我以前推断日本必败的文章，现在用事实来对照，你看，哪一句不能兑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人人能说，那全是盲从，应该把我在报上作的论文，当了圣旨读，中国人才有希望。”他说着，微微地挺起了胸脯。我说：“你这些论文，是谁送到报馆里去的？”天虎道：“送去？报馆里人，不登门求我三次，我不给他稿子。”我笑道：“然则你刚说不敢接近新闻界，是对我一个人说吗？”他道：“老张，你变了，你会穷死！穷得又像当年上北平去读书一样，穿别人不要的坏皮袍子过冬，再会再会！”说着，他走了。可是走了几步，叫声老张，回转身来，又向我招招手。我迎上前笑道：“沈大人，还有何见教？”这是我们十年前的老玩笑，他倒不介意。笑道：“日本军队总崩溃的消息，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你什么时候才知道？”我说：“我看了号外才晓得，我一个穷记者，怎能比你们参与机要的阔人呢？”沈天虎道：“我是为国家，我阔什么？你们干这种自由职业的人，那才是阔呢。”说毕，他点了个头，算是真走了。我站着倒有点出神，心想，阔的朋友，到了四川以后，更阔。而穷的朋友呢？到了四川，也就更穷。这样看起来，贫富始终是个南北极。现在要回南京，看这情形，还是那样。王老板要抢回南京去开更热闹的大店，沈天虎要回南京去出十本小册子，就是那个算命的山人，也要宣传曾出力抗战，向社会索取代价了。我在出神，而大街上走来凑热闹的人，却是越来越多，我被人拥挤着，不知不觉的，只管向热闹的街上走。这时，又换了一个情景，满眼是国旗飘扬，爆竹比以前是更热烈，仿佛成了大年三十夜。硫黄气味，不断向鼻子里袭着。想到过年，真也有人满足了这个情调，路边一家绸缎公司，咚咚呛呛正敲着过年锣鼓。我抬头看时，那铺子门口，由屋檐下垂了两幅丈来长的白布，一幅上面写着：“”。又一幅写着：“”。我觉着，做商人的脑子都是寒暑表的水银管，一遇到热，水银立刻上升，反过来，立刻下落。此风一长，庆祝抗战胜利的热心商人，大概不多。于是我在回旅馆途中，更留心的向街两边张望。果然，照这家绸缎公司出花样的，倒很有几家。有两家手法最妙，一家是江苏小吃馆，在门口贴了红纸条，正写“庆祝抗战胜利，欢迎顾客，奉赠白饭一碗。并新出胜利和菜，每席三十五元，可供四五人一饱。”又一家是理发馆，在玻璃窗户上，贴着格子大张纸条，上写着：
启者，抗战胜利，全国欢腾。本馆主人，向来提倡爱国，犹不敢唯有五分钟热度。早知必有今日，现在果然胜利，本馆主人，亦有微功哉！现为表示起见，欢迎诸公理发，刮脸全洗分发等等，一律照码九五折，并奉送电机吹风。本馆主人沈天龙谨白。
我看到最后一句话，倒吃了一惊，这老板怎么会同我的朋友政论大家沈天虎名字仿佛。莫不是他兄弟行，转又一想这广告除了欠通，还有几个别字，沈天虎也不会有这样的兄弟行。随着，我又发现了自己的思想，有点奇怪。我怎么丢了正事，只管在街上跑？“打算向哪里去呢？”这一省悟，我才转身回向旅馆。刚一进门，有人迎了我笑道：“密斯脱张，消息很好呀！”说着，伸手和我握了一握，原来这是老友牛博士。他穿了一套笔挺的西服，在手臂上搭了一件细呢大衣。身后站了一位二十上下的女郎，脸上胭脂涂得红红的，绞丝般的长发，披在肩上。身穿一件束腰的咖啡色呢大衣，露出领子里一幅大花绸绢。牛博士便向两下介绍道：“这是密斯脱张，这是琳瑯姐。”琳瑯听到密斯脱张上面，并没加以处长司长的形容词，只淡淡的向我一点下巴。我倒很恭敬的鞠了半个躬，因为她是话剧明星，我早已久仰了，但也不敢对她久看，因向牛博士道：“达克透牛很忙，有工夫到此地来玩？”他道：“不，我临时要在这里找间房子，准备一夜的工夫，写好一个剧本，今天不过南岸了。”我说：“这样急，一夜要赶起一个剧本来？”牛博士道：“我们定下星期六起，作为庆祝胜利戏剧周。抗战以来，我对于宣传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大后方的大都市，我都跑遍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所学。这一周戏剧，要结束我这三年以来的生活了。”他说着这话，把头微微昂起。我道：“达克透牛，又要跳出政界来了？”他摇头道：“唉！难说。我实在无意做官，我不必提此公是谁，你也知道。某部长他少不了我。”说到这里，牛博士就透着得意，正要跟着向下说，琳瑯女士就一扯他的衣襟说：“阿根来了。”随着这话，一个勤务兵装束的人，走来面前站住，牛博士皱了眉道：“找了你半天，哪里去了？”说着在身上掏了一张五十元钞票，交给他道：“到糖果公司去买一盒糖果来。琳小姐每次吃的糖果，你知道吧？”阿根说知道。琳瑯道：“那糖果平常是三十块钱一盒，今天减价了，可以打个八折，不要糊里糊涂。”阿根道：“是，还买什么吗？”琳瑯道：“买一盒鸡蛋糕，买一听纸烟，钱不够吗，你先垫上。”牛博士又掏了一张钞票交给阿根道：“索性带些水果回来。”我有点不愿意看这种情形，和牛博士告辞而别了。身后有人叫道：“有了一角了，有了一角了，来来！”又一人道：“别开玩笑，他不会打牌。”我回头看时，是蔡先生夫妇，我们是老同学而又同住一家旅馆。他们在房门口向我笑。蔡太太笑道：“我们三缺一，请你凑一席吧。”我说：“蔡先生已经代我声明了。”蔡太太道：“庆祝抗战胜利，今天不打牌，那太岂有此理？”我笑道：“我记得武汉失陷的那几日，你们也是说不打牌岂有此理，过一天是一天。现在……”蔡先生将我牵到他屋子里去，笑道：“不一定要你打牌，有话商量。”我进去看时，果然还有两位朋友同在候成局面，正捧着号外看，研究时局。
蔡先生把我拖到睡榻上并坐下，低声向我道：“我在南京的两所房子，是租给同学住的。当时为了同学的面子，我用最低的房价租出去。南京的房子都加了租，我的房子，除了一文租钱加不上去之外，又为了同学换纱窗，安自来水，修理院墙，栽花木，多投资一千多元。”我笑道：“这是过去的事，你提他做什么？”蔡先生道：“自然要提呀，托福托福，我那两所房子，敌人没有给我破坏。据南京来信，是两个日本医生，把我的房子占了。不但一切如旧，就是破碎的玻璃，也给我一块块的给修补了。现在南京的房子，烧的烧了，拆的拆了，新房子一时盖不起来，我敢断言，这次抗战胜利，大家回南京去，住的问题一定要大闹恐慌。房价不成问题，是要涨起来的。你也是同学会常务理事之一，我和你商量，找几个在川的同学，把这房子退给我吧。在‘八·一三’以前，同学会还差我三个月房钱，除了押租，总还差我一个月的钱，我不要了。”我笑说：“呵！重庆房东先生的本领，让你学了去了，靠这两所房，你要找出个生财之道来。”蔡先生红着脸，没有答复。蔡太太原和两位来宾在谈牌经，这就掉过脸来插嘴道：“鸟向亮处飞，谁看到有捡钱的机会不捡呢？眼见得南京的房子要俏起来，我们那两幢房子，还要半送给同学吗？四年以来，我们几乎穷死在四川，同学当这个长那个长，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也不拉我们一把。”我笑道：“嫂子，我是和二哥说笑话。这次回到南京去，同学像我们这样的，已是穷得落在泥沟里。得了法的同学呢，又早爬在云端里了。这样两极端情形，同学会根本不会再组织起来，你那房子就是再送给同学会也没有人住。话倒是归了本题，我这次回南京去，少不得要用几间房子，我先定下，你租给我一幢吧？真话！”我说着，把脸色正起来，还向他夫妇一点头。蔡先生不敢答复我的话，望了他夫人。蔡太太点了一支卷烟吸着，微笑道：“你府上人口多。”我说：“唯其是人口多，所以先要把房子定下。”蔡太太头一撇道：“老朋友，还不好商量吗？将来再说吧，不过为了便利回南京的朋友起见，房子我们要拆开来，一间一间租给人。”我见她显然在推辞着，索性逼她一句，站起来问道：“那么，每间要多少钱一个月呢？”蔡太太鼻子里哼了一声，笑道：“民国十七年的旧账可查，一间房子租一百块钱还算多吗？”我吸了一口凉气，望了天花板，正在出神。却听到窗外又有人叫着“号外号外”！随了这号外声音，有人叫道：“回家，且慢欢喜！捆行李的绳子，突然涨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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