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谈教育 - 循理与畏威

作者: 蔡元培16,438】字 目 录

事业也。科学家闭户自精,若无与世事,而一有发明,则利用厚生之道,辄受其莫大之影响。高上之文学,优越之美术,初若无关于实利,而陶铸性情之力,莫之与京。故孳孳学术之士,不失为热心家。其或恃才傲物,饰智惊愚,则又为学术界之野心,亦不可不戒也。

黄帝曰:“日中必炱,操刀必割。”《吕氏春秋》曰:“力重突,知贵卒。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此言英锐之要也。周人之谚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诸葛亮之评刘繇、王郎曰:“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言不英锐之害也。

楚丘先生年七十。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曰:“使逐兽麋而搏虎豹,吾已老矣;使出正词而当诸侯,决嫌疑而定犹豫,吾始壮矣。”此老而英锐者也。范滂为清诏使,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少而英锐者也。

少年英锐之气,常远胜于老人。然纵之太过,则流为浮躁。苏轼论贾谊、晁错曰:“贾生天下奇才,所言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兵,凶事也,尚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俱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矣。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至于晁错,尤号刻薄,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更改法令,天下骚然。至于七国发难,而错之术穷矣。”韩愈论柳宗元曰:“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借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使子厚在台省时,已能自持其身,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皆惜其英锐之过,涉于浮躁也。夫以贾、晁、柳三氏之才,而一涉浮躁,则一蹶不振,无以伸其志而尽其才。况其才不如三氏者,又安得不兢兢焉以浮躁为戒乎?

人生于世,非仅仅安常而处顺也,恒遇有艰难之境。艰难之境,又非可畏惧而却走也,于是乎尚果敢。虽然,果敢非盲进之谓。盲进者,鲁莽也。果敢者,有计划,有次第,持定见以进行,而不屈不挠,非贸然从事者也。

禹之治水也,当洪水滔天之际,而其父方以无功见殛,其艰难可知矣。禹于时毅然受任而不辞。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江,决江淮,九年而水土平。彼盖鉴于其父之恃堤防而逆水性、以致败也,一以顺水性为主义。其疏凿排导之功,悉循地势而分别行之,是以奏绩。

墨翟之救宋也,百舍重茧而至楚,以窃疾说楚王。王既无词以对矣,乃托词于公输般之既为云梯,非攻宋不可。墨子乃解带为城,以襟为械,使公输般攻之。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

夫以五千里之楚,欲攻五百里之宋,而又在攻机新成、跃跃欲试之际,乃欲以一处士之口舌阻之,其果敢为何如?虽然,使墨子无守圉之具,又使有其具而无代为守圉之弟子,则墨子亦徒丧其身,而何救于国哉?

蔺相如之奉璧于秦也,挟数从者,赍价值十二连城之重宝,而入虎狼不测之秦,自相如以外,无敢往者。相如既至秦,见秦王无意偿城,则严词责之,且以头璧俱碎之激举胁之。虽贪横无信之秦王,亦不能不为之屈也。非洞明敌人之心理,而预定制御之道,乌能从容如此耶?

夫果敢者,求有济于事,非沾沾然以此自矜也。观于三子之功,足以知果敢之不同于鲁莽,而且惟不鲁莽者,始得为真果敢矣。

《吕氏春秋》曰:“物多类,然而不然。”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淮南子》曰:“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炫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夫物之类似者,大都如此,故人不可以不精细。

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又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庄子曰:“人者厚貌深情,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之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皆观人之精细者也。不惟观人而已,律己亦然。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盖君子之律己,其精细亦如是。

精细非他,视心力所能及而省察之云尔。若不事省察,而妄用顾虑,则谓之多疑。列子曰:“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俄而扬其谷,而得其铁。”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视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变,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皆言多疑之弊也。

其他若韩昭侯恐泄梦言于妻子而独卧;五代张允,家资万计,日携众钥于衣下。多疑如此,皆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者也。其与精细,岂可同日语哉?

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此吾侪所痛心疾首,而愿以尚洁互相劝勉者也。

虽然,尚洁亦有分际。沐浴洒扫,一人所能自尽也;公共之清洁,可互约而行之者也。若乃不循常轨,矫枉而过于正,则其弊亦多。

南宋何佟之,一日洗濯十余遍,犹恨不足;元倪瓒盥颒频易水,冠服拂拭,日以数十计,斋居前后树石频洗拭;清洪景融每面,辄自旦达午不休。此太洁而废时者也。

南齐王思远,诸客有诣己者,觇知衣乳服垢秽,方便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及去之后,犹令二人交拂其坐处。庾炳之,士大夫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宋米芾不与人共巾器。此太洁而妨人者也。

若乃采访风土,化导夷蛮,挽救孤贫,疗护疾病,势不得不入不洁之地,而接不洁之人。使皆以好洁之故,而裹足不前,则文明无自流布,而人道亦将歇绝矣。汉苏武之在匈奴也,居窟室中,啮雪与毡而吞之。宋洪皓之在金也,以马粪燃火,烘面而食之。宋赵善应,道见病者,必收恤之,躬为煮药。瑞士沛斯泰洛齐集五十余乞儿于一室而教育之。此其人视王思远、庾炳之辈为何如耶?

且尚洁之道,亦必推己而及人。秦苻朗与朝士宴会,使小儿跪而开口,唾而含出,谓之肉唾壶。此其昧良,不待言矣。南宋谢景仁居室极净丽,每唾,辄唾左右之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虽不似苻朗之忍,然亦纵己而蔑人者也。汉郭泰,每行宿逆旅,辄躬洒扫;及明去后,人至见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处也。”斯则可以为法者矣。

西人之寓言曰:“有至不幸之甲、乙二人。甲生而瞽,乙有残疾不能行。二人相依为命:甲负乙而行,而乙则指示其方向,遂得互减其苦状。”甲不能视而乙助之,乙不能行而甲助之,互助之义也。

互助之义如此。甲之义务,即乙之权利,而同时乙之义务,亦即甲之权利:互相消,即互相益也。推之而分工之制,一人之所需,恒出于多数人之所为,而此一人之所为,亦还以供多数人之所需。是亦一种复杂之互助云尔。

若乃不尽义务,而惟攫他人义务之产业为以权利,是谓倚赖。

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最盛。如乞丐,固人人所贱视矣。然而纨绔子弟也,官亲也,帮闲之清客也,各官署之冗员也,凡无所事事而倚人以生活者,何一非乞丐之流亚乎?

《礼·王制》记曰:“瘉、聋、跛、躃断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晋胥臣曰:“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卢, 修声,聋聩司火。”废疾之人,且以一艺自赡如此,顾康强无恙,而不以倚赖为耻乎?

往昔慈善家,好赈施贫人。其意甚美,而其事则足以助长倚赖之心。今则出资设贫民工艺厂以代之。饥馑之年,以工代赈。监禁之犯,课以工艺,而代蓄赢利,以为出狱后营生之资本。皆所以绝倚赖之弊也。

幼稚之年,不能不倚人以生,然苟能勤于学业,则壮岁之所致力,足偿宿负而有余。平日勤工节用,蓄其所余,以备不时之需,则虽衰老疾病之时,其力尚足自给,而不致累人,此又自助之义,不背于互助者也。

尽世界人类而爱之,此普通之爱,纯然伦理学性质者也。而又有特别之爱,专行于男女之间者,谓之爱情,则以伦理之爱,而兼生理之爱者也。生理之爱,常因人而有专泛久暂之殊,自有夫妇之制,而爱情乃贞固。此以伦理之爱,范围生理之爱,而始有纯洁之爱情也。

纯洁之爱,何必限于夫妇?曰既有所爱,则必为所爱者保其康健,宁其心情,完其品格,芳其闻誉,而准备其未来之幸福。凡此诸端,准今日社会之制度,惟夫妇足以当之。若于夫妇关系以外,纵生理之爱,而于所爱者之运命,恝然不顾,是不得谓之爱情,而谓之淫欲。其例如下:

一曰纳妾。妾者,多由贫人之女卖身为之。均是人也,而侪诸商品,于心安乎?均是人也,使不得与见爱者敌体,而视为奴隶,于心安乎?一纳妾而夫妇之间,猜嫌迭起,家庭之平和为之破坏;或纵妻以虐妾,或宠妾而疏妻,种种罪恶,相缘以起。稍有人心,何忍出此?

二曰狎妓。妓者,大抵青年贫女,受人诱惑,被人压制,皆不得已而业此。社会上均以无人格视之。吾人方哀矜之不暇,而何忍亵视之。其有为妓脱籍者,固亦救拔之一法;然使不为之慎择佳偶,而占以为妾,则为德不卒,而重自陷于罪恶矣。

三曰奸通。凡曾犯奸通之罪者,无论男女,恒为普通社会所鄙视,而在女子为尤甚,往往以是而摧灭其终身之幸福:甚者自杀,又甚者被杀。吾人兴念及此,有不为之傈傈危惧,而悬为厉禁者乎?

其他不纯洁之爱情,其不可犯之理,大率类是,可推而得之。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盖人苟无所不为,则是无主宰,无标准,而一随外界之诱导或压制以行动,是乌足以立身而任事哉,故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言无论外境如何,而决不为违反良心之事也。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谓视听言动,无不循乎规则也。是皆方正之义也。

昔梁明山宾家中尝乏困,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疗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取还钱。唐吴兢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请,何名实录?”卒不改。一则宁失利而不肯欺人,一则既不诬友,又不畏势。皆方正之例也。

然亦有方正之故,而涉于拘泥者。梁刘进,兄献每隔壁呼进。进束带而后语。吴顾恺疾笃,妻出省之,恺命左右扶起,冠帻加袭,趣令妻还。虽皆出于敬礼之意,然以兄弟夫妇之亲,而尚此烦文,亦太过矣。子从父令,正也。然而《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于不义。”然则从令之说,未可拘泥也。官吏当守法令,正也。然汉汲黯过河南,贫民伤水旱万余家,遂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赈贫民,请伏矫制之罪。武帝贤而释之。宋程师孟,提点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遘凶岁,赈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饥者尽死矣。”竟发之。此可为不拘泥者矣。

果敢之反对为畏葸;而鲁莽之反对为谨慎。知果敢之不同于鲁莽,则谨慎之不同于畏葸,盖可知矣。今再以事实证明之。

孔子,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尝曰:“谨而信。”又曰:“多闻阙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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