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总目》未言《索引》为何为六卷，仅据推测以合十七卷之数，亦不可信从。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以翁氏、黄氏之说以驳《总目》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诸说虽多不可信，但自宋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数为十卷则无疑义。王应麟更认为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身有误。明代毛氏汲古阁重刊《周易集解》，对该书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则变乱了《集解》原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极明：“是书《新唐书·志》作十七卷，《崇文总目》、《绍兴续编四库阙书目》、《中兴书目》(自注：见《玉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则是书自宋以来止有十卷，无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而宋以来之卷次遂不可复识矣。”由此可知，汲古阁在刊刻《周易集解》时好古求奇，将其书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广为流传。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种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称：“或作一十卷，《新唐书》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兴书目》、《通考》作十卷。”今传《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即是。《雅雨堂藏书》作《李氏易传》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册汇函》所收为十卷，题名《易传》。四库馆臣于所辑《崇文总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称：“谨按鼎祚自序称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盖删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谓不加考订的荒谬之说。
(三)《周易集解》的刊刻与流传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学《易》盛行的环境中辑集成书，自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尽管曾上之于朝，但其流布并不太广。宋初王旦难王昭素“七日来复之义”，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见。在庆历年间又有科举以《周易集解》中的内容为题者，由于其影响有限，以至贤良多下第。计用章于庆历甲申(1044)七月序称：“庆历壬午(1042)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谪北归，复官汉东，至淮安太守平阳公馆焉。公先德学士，蜀之儒宗，名为博士，因间以请，遂出先学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与其子彦孚习焉。”可知，李鼎祚之《易》于蜀中有传本。计用章即从蜀地大儒平阳公处得《周易集解》而习之。“彦孚即授卒业，且欲中都官文与先学士之意，因缄别本，属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刊刻以广布。”庆历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唐李鼎祚《易》”，当即是此种刻本。
北宋著名象数《易》学大师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并借此对汉代《易》学有相当深的研究。他对《周集解》的运用，自然将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晁说之学习《京氏易》，其于《集解》当有所参考。而《崇文总目》、《邯郸图书志》均加著录。
尽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阳彦孚刊刻传布，但在南宋时仍然少见。资中郡守鲜于侃就说：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经，世罕传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1166)，鲜于侃假守资州，在公事之余，努力读书，不稍停辍，晚而喜《易》，因谓李鼎祚乃资州人，自己“为其州，因斥学粮之余镂板藏之学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贤通经学古，其用力盖非苟而已”。鲜于侃犹病该书舛脱严重，便向李焘借善本，但李氏之书舛脱之处仍然很多，于是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将这种舛脱保留，不加臆改，态度十分审慎。“学录乡贡进士谢诲、学正新鄓县尉侯天麟校雠，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后，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以为“板复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览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将《周易集解》广为传播，使其学不致泯灭。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鲜于申之为之作序。可以看出，鲜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将小字本改为大字本。
从后来留存的影写本中，我们仍可知道当时刻本的大体情况。清陈鳝从毛晋后代购得影写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写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写宋本，首题‘易传卷几’，下题‘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资州李鼎祚辑’，非其旧也。前列《易传序》，称‘秘书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载晁公武书，又次李焘书，又次鲜于侃书，又次侃子申之书。末附《易传略例》，后载计用章序。每叶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宫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贞’、‘恒’等字俱缺笔。”张金吾也曾藏过影写宋刊本。他说：“此本《易传》十卷，《略例》一卷，犹是宋时旧第，中遇宋讳若‘贞’、若‘殷’、若‘恒’，俱缺末笔，盖影写宋嘉定重刊本也。”9陆心源对此也有记载。所以，嘉定本原名《易传》，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书、李焘书、鲜于侃书及鲜于申之书，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后有计用章之序。
南宋时，冯椅《厚斋易学·附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艺文》、元俞琰《读易举要》、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均著录《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时，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间希有存者”，朱睦（木+挈）从李中麓处得此种刻本，并加以校勘付梓。朱氏于嘉靖丁巳冬序称：“是编刻自宋季，人间希有存者。顷岁，予得自李中麓氏，复用校梓以传，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滞，而自汉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灭弗闻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乐堂四亭氏刊本，书名《易传集解》，后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该书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方有“聚乐堂”三字，中缝题作《周易集解》够。
万历时明沈士龙、胡震亨同校《秘册汇函》本《易传》十卷，附《易解闲录》一卷，汉郑玄注，明胡震亨辑补。“胡震亨别从赵清常传钞本刊刻。有计用章后序，而无《略例》及鲜于侃与申之两序。又附补郑康成《易注》一卷，似较汲古阁、雅雨堂两刻为佳”。陆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写宋刊本，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讹之处。如“卷一‘用九见群龙无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等等。“此外，句之脱落、字之讹谬，更难枚举。凡干宝之‘干’，宋本皆作‘于’。《津逮》、《学津》两本与胡本同，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校勘，称：“胡震亨秘册汇函本虽分卷与自序合，夺误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陆德明《易释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题记和校语。耿文光称：“毛氏《津逮书》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在毛氏的篡改之下，《周易集解》的篇卷与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万历(1573—1620)中，又有重刊计用章宋本。明代还有鲍山刊十卷本。
清代汉学复兴，《周易集解》成为学者们了解汉代《易》学的桥梁，所以刊刻研究该书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卢见曾刊《雅雨堂丛书》，刻入《易传》十七卷。北京图书馆藏有韩应陛校跋并录孙堂校语一本，后附有《周易音义》一卷；又有朱邦衡跋并录惠士奇、惠栋批注一本。卢氏序称：“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为校正讹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陆心源于《仪顾堂题跋》卷l说：“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耿文光称：“卢氏校刊是书，前题‘易传’二字，板口刻‘李氏易传’。前有乾隆丙午卢见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庆历甲申计用章后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丛书》。”又：“案卢本改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盖依明本也。”清张海鹏也称：“卢(见曾)得宋庆历间平阳氏刻本校正。”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中所载影写宋刊本有计用章后序，然则卢氏本本有计用章序，盖陆氏所见之本缺略。陆心源又作《李氏易传校》一卷，称：“近时刻本以卢见曾雅雨堂本为最善，惟分卷十七与自序不合。余旧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鲜于(中)[申]之刻本影写，颇有胜卢本处。今以影宋本为正大字正书，而以卢本注于下。”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简庄谓卢刻《周易集解》，惠定宇(栋)臆改百六十余处。如豫卦，集解于‘豫’字皆作‘逸’，本避代宗讳，而一概改之，可谓弗思之甚。案集解于‘亨’字皆开‘开’，亦避肃宗讳也，今亦多改为‘亨’。但卢刻‘豫’字经文、《集解》皆缺笔作‘豫’，疑惠氏别据一本，与简庄所得影宋写本不同。”胡玉缙言：“‘豫’字缺笔者为宋庆历本，臧镛堂《拜经日记》有‘私改《周易集解》’一条即斥惠本。”
嘉庆三年(1788)孙氏岱南阁刊巾箱本十卷，每条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汉儒说附于后，补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吴县周孝垓校刊，姑苏喜墨斋张遇尧局镌本。该本题《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张海鹏于清嘉庆十年(1805)刊照旷阁《学津讨原》本，该年夏六月跋称：“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继得兰陵孙观察本，又心葵吴君处假雅雨堂卢氏本，互为参订。……今从卢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氏本。嘉庆丙子(1816)张绍仁校宋本，在该年季冬记称：“此《易传》李氏集解十卷，次第虽不缪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错脱讹，几不可读。黄尧翁近从海宁陈君仲鱼(陈鳇)借来汲古阁毛褒华伯影宋大字本，余因从尧翁转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无，别校于程荣本。”
《周易集解》刊刻次数众多，版本情况复杂，这为我们校雠整理该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学者们的刊刻及序跋记文更充分显示了该书应有地位和作用。
二、李鼎祚的编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编纂方法特别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许多思想内涵，方法的得体深深影响了后人。
(一)虞、荀为主，汇聚众家
李鼎祚在编纂《周易集解》一书时主要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在适当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其收集之广，在《易》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实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弇、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同此。明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赣二家够。清朱彝尊著《经义考》虽引有朱序，却在《中兴书目》基础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家，并将所考各家以表列出。这样，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与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编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为主。“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所加案语一百零八节而已，约占全书《易》注的5％还弱。这充分体现出李鼎祚汇聚众家，以集解为席的编纂特色。
与许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评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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