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我们侦探社所在的大厦时，天已经黑了好久了。晚上要进大楼时是要签名的，签名簿保管在开电梯的人手里。我把名字签上簿子，才发现他脸上奇特的表情。
他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有人在等你，先生。”
我转身，看到一位男人自大门旁一个隐处走出来。他全身都是“便衣”味。他自我肩头凑过去看我在簿子上签的名字，他说：“喔！喔！”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我们在找你。”
“逮捕吗？”
“怎么会想到是逮捕？”
我说：“你全身不论哪一点，都可以知道你是条子。”
这句话使他受窘了，他可能自以为已经像是度假的老师或出差的总经理了。“聪明，嗯？”他讽刺地说。
“当然，我是在全国最好的幼稚园毕业的。毕业的时候我还代表全班同学致词呢。”
“喔，少来！”他厌烦地说：“警官要见你，我们走吧。”
“哪一位警官？”
“佛山。”
“他一定知道我办公室在哪里，否则他不会派你来的。”
“你来不来？”
“不一定。”
“必要时，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公事化的。”
“发张逮捕状？”
“也许是一张通知出庭书。”
“为什么？”
“警官会对你说的。”
我说：“朋友，我不要别人说我不肯合作。但是我见过佛警官，该说的都说了。”
“这件事不同，你没有说过。”
在这位大个子，温怒，固执的脑袋里面，看得出脑子的纹路不多。
我说：“我不去，佛警官还能动粗不成？”
“他叫我来带你，只有两条路，跟我去，或是不肯去——我只知道这些。”
“那我们去。”我说。
“你肯坐我车去？”
“不行，我自己有车，我跟你后面。”
“为什么不跟我坐我车去？”他怀疑地问。
“我要回来的时候，可以用不到你们送我回来。”
他想了一下，他说：“好吧，我的车在对面。”
“我的车在公司停车位。”
我们经过大厅，便衣自停车处把车开到我们停车的停车场出口，把出口堵住。他等我把车开出来，他对我点一个头，开始在前开车，自后望镜中看我跟在后面。
我们自7街望西行，切过费格洛沙到威尔夏，自威尔夏大道开向好莱坞。
便衣并没有告诉我我们要走多远。他用固定的速度徐行着。看来像是要向海滩行去。不断地他故意慢行到前面正好变灯，使我可以跟近于他。他要确定不能在他通过后，交通信号正好变灯。他是个多疑，依规定办事的警察，他不冒任何不必要的险。
他突然给了一个左转的信号，我们就向南行了。前面这个区都是较古老的大房子，有院子的住宅，单是维持费每月都在十位薪水阶级薪水以上。
附近的人家散发的都是保守的繁荣——白灰墙房子、红砖瓦屋檐、棕榈树、草坪、阳台、车道连接至屋后的三车车库，车库上有驾驶的住处。
带的人把车靠向路旁。
我向前看就知道他要去哪里。一辆警车停在一个这种住宅的前面。
我也停向路边，把引擎熄火，把车灯关了。带我来的人再把车开前，到房子前面平排停在警车旁，他对在前面值勤的警察说几句话，坐在车里等候。
那警察进去，出来，向我的便衣说几句话，又去站在原地值勤。便衣把自己巨大身体自车中挤出来。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他说：“好了，我们进去。”
我们经过守卫的警察，走上通向前面门廊的宽大梯阶。大门打开。佛山警官自上面走下来接我们。他问：“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家吗，赖？”
“我知道的。”
“怎么会知道？”
“从地址。夏合利给过我们这地址。”
“来过这里吗？”
“没有。”
“对夏合利，你知道些什么？”
“不太多。”
“知道他工作性质吗？”
“没什么有价值的。我记得你以前问过我的。”
“我知道。”他说：“从那次后事情变更得很多了。”
“夏合利出什么事了？”我问。
他没回答我，但是用锐利的眼光无声地看着我。
如此看了几秒钟后，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出事了？”
我生气地说：“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了。一个便衣把我半路找到。我们老远开车来这里。一辆警车停在门口。大门外有警察守卫。你自屋里出来问我夏合利。我要还不知道夏合利出了事，我还能混饭吃！”
“夏合利曾经要你给他做保镖，是吗？”
“是的。”
“他在怕什么？”
“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在怕什么？”
我说：“我半点也不知道。”
“当有人来雇你做保镖时，通常不都该问一问他在怕什么，为什么要保镖呢？”
“假如我接手这件工作，我当然要问。”
“你没接手这件工作吗？”
“看起来不像，是吗？”
“你为什么不接手？”
“你真的想知道原因？”
“是的。”
我说：“可能夏合利不是在怕。”
“什么意思？”
我说：“夏合利之要雇用我，也许是麦洛伯案中的一个线索。他到我们办公室，等候柯白莎，两个办公室女人都记得他在那里。我一提麦洛伯的名字，夏合利马上决定我们一起去看麦洛伯。我们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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