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良领受了组织起义的命令，便和陈少白研究联络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的方法。当时，三合会会员散处四方，不易号召。郑士良、陈少白决定派人去请正在南洋婆罗州谋生的黄福回来。黄福身材高大，手指宛如香蕉，农民出身，在三合会首领中最得人望，而且和郑士良友谊深厚。黄福领受郑士良的命令，潜入内地，联络三合会会员。说也奇怪，黄福一到，各处堂号的“草鞋”都集拢过来。他们约定时日，在惠州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会集，听候郑士良、黄福指挥。
三洲田地势险要，交通方便，便于接济，利于进取，是个战略要地，又是会党啸聚的地方。
郑士良和新安县绿林首领黄庭耀来到三洲田，开了一间粮油小店。店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不久，便集中了壮士600人，洋枪300枝，子弹9000多粒。
孙中山原计划从香港海面潜入内地指挥起义，到那时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他传令郑士良固守三洲田待命。
壮士们在三洲田静候了两三个月，粮食渐缺，不得不分散到附近农民家里，只留下80人守卫大寨。他们担心风声外泄，凡是邻近村民入山寨砍柴的，全都拘留，不许走出。结果，适得其反。邻近村民看见凡入山寨的乡亲都是有进无出，联想到粮油小店的异常现象，逐渐产生疑惧，谣传也跟着四起：“三洲田山寨中有人聚众谋反。”把守山寨的80人谣传成“数万大军”。
两广总督德寿根据各方密报，命令广东师提督何长清抽拨4000多人进驻深圳，又令陆路提督邓万林率领惠州防军进驻淡水、镇隆，企图围困三洲田。
形势危急，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示进退。
孙中山复电说：“筹备未竣，令暂解散，以避敌锋。”
郑士良、黄福又续电孙中山：“如能将弹药送到广东某一地点，明示其处，便能一鼓作气，突出重围，接此弹药，以击敌军。”
清军何长清部的200人部队已经进驻沙湾，逼近三洲田，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革命军迫于形势，决定先发制人，发动起义。
10月6日晚上，三洲田大寨月光如水，岭岗顶上的大旗，随风招展，四处闪烁着月光剑影。600名精壮的三合会会员头包红布，腰缠红带，腰插一面小旗，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显得十分神气。
黄福头包红布，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地带领战士们，在马兰头祭旗，庄严宣誓。
祭旗完毕，起义军分两路下山：南路由黄福率领敢死队80人袭击沙湾，一阵激战，斩清军40人，活捉30人，缴获洋枪40枝，弹药数箱，清军惊溃；东路由林海山率领攻下新墟。
旗开得胜，士气大振。黄福原想一鼓作气，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志士会攻新安城，直取广州。
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电令起义军：“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
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
孙中山电令起义军进攻厦门，而不是进攻广州的原因是：他在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商借武器、人员和军费时，儿玉源太郎表示：“倘若你真的一封电报便可唤起革命军的话，那你就让他们在离厦门最近之处发起战争，并向厦门进军，等他们接近厦门时我们便将你送去，并且给你们武器和弹药。”后藤告诉孙中山：“目前借款不好办，重新偿还也太麻烦，日本台湾银行厦门分行金库存有几百万元，革命军进驻厦门以后，可以从那里强取出来，待革命成功以后，只需要做个‘道义上’的偿还，日本政府也不会过于追究。”
其实，这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孙中山果真占领了厦门，而且果真攻取这个金库，那末，日本出兵占领厦门就有了借口。
孙中山不知道这个阴谋，他别无选择，就电令郑士良东进厦门。
郑士良从香港进入内地，他接替了黄福的指挥职务，率领起义军改道，往厦门方向挺进。
义军避开何长清部主力，向镇隆前进，行军四五里，探知清将邓万林的哨官严宝泰带领100多人前往镇隆，便立即赶到清军必经之地佛子坳埋伏。天渐黄昏，清军果然来到坳顶，郑士良一声令下，义军猛烈开火，打得清兵东逃西窜，击毙清兵数十人，捕杀严宝泰，活捉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占领了镇隆。
义军继续向水湖进发，一路秋毫无犯，所向披靡，各处乡民沿路燃爆竹迎送，具酒食慰问，各地来投义军的多达数千人。
义军到达上杨围，与归国华侨杨发领导的600多名义军会合。
义军从上杨围出发经白芒花，攻克崩冈、黄沙洋，进入三多祝。这时，义军已经增加到2万多人。义军急需弹药。
孙中山接到义军沿海岸东上的电报，想方设法接济义军，竭尽了全部心力。
他致函犬养毅：“吾徒人心虽勇，而兵器弹药尚乞接济之源。久持非计，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绸缪。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支那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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