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要他退军撤防。第2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也先后被袁世凯收买，与袁私通款曲。袁又买通众议员欧阳成主义的进步冒充为普遍的、永恒的进步，鼓吹资本主义“和，由欧阳成向他弟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电李烈钧，要求撤退前沿部队，以利和平解决。
黎元洪派黄祖徽到南昌会见李烈钧协商调停办法。李烈钧迫于内外压力，不能不表示退让，他通过省议会提出双方将军队后撤，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不得撤换赣督等4项妥协条件。
袁世凯和黎元洪不接受这些条件，黎元洪向李烈钧提出最后方案：“（1）请公开声明服从中央；（2）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3）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充任。”限李10日内答复。
李烈钧自然不会接收，他通过江西省议会加以拒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江西局势紧张的时候，5月29日凌晨，在上海发生了攻打制造局的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5月中旬，张尧卿、柳人环等到上海，以孟渊旅社为据点，用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运动混成第3旅下级军官，密谋起事。又联络上海籍工党领袖徐企文，由于徐熟悉上海情形，请他出面组织。张尧卿等在夜间摆花酒7台，号召本埠之军官赴宴密议。伪称张为黄兴代表，柳念陈其美代表。此事被第3旅旅长李英石知悉，电告程德全，程复电要求立即将张尧卿等人拿解南京究办。
赴宴之军官中有数人与陈其美相识，便去访问陈其美，曰：“昨夕曾蒙招饮，感谢之至。先生与张、柳诸君所议之事，我等大表同情，请随时指挥可也。”
陈其美立即表示：“余并未摆酒议事，黄克强先生亦未有此举，请速关照昨夕赴宴之人及各营同志，万勿为他人所愚。
当此建设伊始，国民元气未复，我人须以大局为前提。”
来人恍然而退。黄兴、陈其美得知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便派黄郛去南京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又告知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陈榥得知情报后，派间谍打入内部进行侦察，并做了周密的布置。
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
29日凌晨1时，张尧卿自任总司令，会同徐企文、柳人环等率100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分3批冒大雨进攻制造局，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除少数人被捕外，多数人逃散。
张尧卿等起事失败后，陈其美赴制造局，会见陈榥，并发表谈话，暗示此次事件系内务部勾结“南方败类”冒名捣乱。陈其美的这行径，受到激进分子何海鸣的谴责，何就此事说：
“徐企文之失败，系前沪军都督告密所致。事后，且诬柳人环、徐企文等为袁之侦探。自残同类，如此其剧。”
柳人环失败后，带10多人跑到江西，想投靠反袁最为坚决的李烈钧。他们来到南昌求见李烈钧，不料遭到李烈钧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回电说：“张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办，以表白克强之心，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
李烈钧派军警逮捕了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13人，准备将柳、文、卢等人解往江苏交程德全处理。当时担任李烈钧秘书的铁血监视团团长何海鸣，向李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海鸣见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十分痛心，愤而离赣赴沪。
后来，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于9月8日，与徐企文等同日被处死。徐、柳等人表现得相当英勇。徐企文公开承认参与起事，“专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目的。唐尧臣在被讯时声称：“因观时局艰难，刻下虽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是以此出。”临刑时，立而不跪，声称“起事之事，系我威逼士兵而去，兵士实出无意”。
反袁坚决的李烈钧也同样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了同类。但是，在他逮捕了柳人环等人4天后，袁世凯便把他免职了。
从欧洲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和蔡元培，仍对袁世凯报有幻想，他们同胡瑛通过赵凤昌请程德全、张謇致电袁世凯，进行调解，并要求袁世凯暂不撤换国民党都督。袁世凯不予理睬，于6月9日突然下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并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部下，贺国昌是李烈钧都督府的顾问。袁世凯企图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
李烈钧决定同袁世凯斗争到底，有人问李烈钧反袁的结果如何？李回答说：“一定打仗。”
问：“打仗胜负如何？”
李答：“国民党一定失败。因为国民党虽有5省（江西、安徽、江苏、广东、湖南），但一盘散沙，互无联系，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孙、黄二人意见又不一致，孙中山的话很多人都不听。”
问：“如果打败，都督又何以自处呢？”
李说：“打不赢也要打，打败了就走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不是北洋派，我只有打，这是我的人格问题。”
孙中山在袁世凯宣布解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后，决心不顾一切举兵讨袁。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去见孙中山和黄兴时，孙断然表示：“本人无论如何将以冒进主义一举去袁。”
为了起兵讨袁，孙中山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马君武、白逾桓、邵元冲4人到南昌对李烈钧进行动员。
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
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
孙中山同时向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各军师、旅、发出通电：
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之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
对此袁世凯发表命令：捉到黄兴赏洋10万元，捉到陈其美赏洋5万元。
张继等人奉孙中山之命来到南昌，动员李烈钧起兵讨袁。
李烈钧并没立即举兵讨袁，而是通电下野。
李烈钧接到解职令，召集部下商讨对策，一些将领建议“即行通电否认此乱命”。赵正平觉得事体重大献上一计：“不如先行电询湘、皖、粤诸省，再行决定。”并当即起草电稿，用密电急发，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督谭延闿主张从众意；皖督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督胡汉民且言他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督孙道仁也含糊。
李烈钧反袁的主张得不到同盟者的积极响应，因而有所顾虑，再者袁世凯收买了他的部下，他感到内部不稳。在京议员徐秀钧密电李烈钧：“赣省上级军官悉与中央通，多不足恃，须从速计划。”李闻之胆落。第2师刘师长等指天誓日，议决派张鲁藩、陈泽霈、周斌到浔游说欧阳师长，勿为中央毒计。那欧阳已被袁提为护军使，趋向已定，张、陈、周探知后电李，李乃悔用人不当，兵权旁落，且财政又极支绌，便打起退堂鼓，决定下野。
李烈钧宣布下野后，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路过湖口时，约见耿毅、李明扬、周璧阶、卓仁机等一群英俊青年军官，大家都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并说：“再延时日，袁定派大军压境，欧阳武为了清理内部，也会收拾我们。”
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
李烈钧途经安庆，同柏文蔚会晤后，由柏派军舰护送至南京，改乘火车到沪。这时，孙中山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港、澳，李烈钧便留滞上海。
欧阳武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即致电黎元洪报告筹划江西军政事务的打算，并表示：“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接着，他就任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
欧阳武从九江前往南昌，道经湖口时，下令遣散李烈钧命水巡总监蔡锐霆将内河水巡炮船之兵调集湖口训练的调训团。他抵南昌接管了都督印信后，即着手破坏李烈均的备战措施，将沿江部队撤回腹地，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使江西的防务受到削弱。
李烈钧、胡汉民相继被免职，使革命党人内部武力讨袁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坚持法律倒袁但也未放弃为讨袁做准备的黄兴，在李烈钧被免职的第3天，便着手规划讨袁的实际部署，并把重点首先放在湖北。
黄兴早在3月下旬就派田桐拿着他给湖北革命党人的信去武汉。田桐在武汉先与季雨霖晤面，又由季召集黄兴信中所致诸人，在武昌昙华林举行了秘密会议。经讨论，议决先以宴会方式召集各方面，以言语暗中打动，联络有志于反袁倒黎的同志。
季雨霖和田桐在汉南旅馆宴请各部队团以上、宪兵司令部营以上，以及政界人士，共约四五十人。宴罢，一部分人作了秘密商谈，决定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推季雨霖为团长，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武昌中瀛街、大朝街、抚院街、巡通岭、鸿翔巷等处。改进团的主要成员采用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络军队中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部队为基本力量，酝酿起事。由于湖北军队大量裁减，属于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已经很少，改进团便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同时联络会党群众。旬日间达数万人。
改进团制订了几套打倒黎元洪的方案，其一是打算利用原季雨霖的1团和都督府的60名校尉队，通过召开军事会议，劫持黎元洪，铲除顽固派，并宣布彼等造反，破坏革命，这样便从中取得实权，更利于以后行动。其二是先挑起吴醒汉所统之兵与蔡汉卿部下冲突，牵扯蔡部力量，并可乘混乱之机冲击都督府，推倒黎元洪。拟以蔡济民为都督，詹大悲为民政长。计划于4月6日起事。
3月28日，黎元洪侦悉改进团的活动，他发现改进团分送各军的宣言书，大为骇异，悬赏万元捕拿张统，熊自豪2首领。在大智门某旅馆内将2人捉获，立即斩决。
黎元洪将江南留鄂第1师黎天才部调入城内，负责各处巡哨查缉。为了捕获在租界活动的党人，黎又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1）租界内如有匪徒，经鄂政府查悉，鄂政府得直接派兵会同当地巡捕捕拿。（2）捕匪军队因为防范匪徒拒抗起见，得持械前往。（3）捕获匪徒即照引渡犯人之规定，不必经捕房之审问，可直接带回鄂政府讯办。（4）如因捕匪，租界内受有损失，鄂政府担任赔偿。这样，黎元洪便无所顾忌地在武汉三镇，包括租界内外，大肆搜捕改进团党人，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
黎元洪乘改进团重要成员、碧秀里秘密机关负责人、第5旅中校参谋官容景芳等在汉口如寿里宴客联络时，派军警逮捕了在座人员，同时破获碧秀里机关。容景芳供出改进团发起人季雨霖、曾尚武，以及改进团活动计划。幸运的是，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詹大悲等主要成员已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下令通缉季、曾等，令以10日为限，自行回鄂投案对质。黎元洪还两次致电袁世凯，报告破案情形，要求袁饬令院部及各省都督、民政长、交涉使，通饬所属军警，悬赏缉拿，按律治罪。
季、熊、曾均为首义功臣，黎元洪发出告示：“能生获季雨霖赏银10万；生获熊秉坤、曾尚武各赏银5万。”这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安徽都督柏文蔚发表通电，对黎元洪通缉季雨霖等提出抗议，责其轻听人言，误伤士类，要求黎立将佳电取销，并通告海内，以前此误听之故。
黎元洪气急败坏，发电痛驳柏文蔚，斥其诬毁个人名誉，贻误国家全局。袁世凯配合黎元洪的行动，发布大总统令，将陆军中将勋二位季雨霖、陆军少将勋五位熊秉坤、步兵中校曾尚武、容景芳一并先行停职，归案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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