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由福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那时父亲还健在着，母亲正患着病。他们的年纪都早已超过了六十，所谓风烛之年，无时不在战栗着暴风雨的来到。我们的回家，给与他们的欣慰，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尤其是，他们还看见了一个从来不曾见面过的三岁的孙子。
“做人足心了！”
这话正像后来父亲弥留的时候，突然看见我到了他身边，所说的一样。
这便是最大的幸福了，在他们。
母亲病着。她的肥胖的，结实的身体，现在变得非常消瘦而衰弱了。然而仗着往年坚强的筋骨和劳苦的习惯，她仍勉强的在管理日常家务，不肯躺在床上。
我们一进门，母亲便特别忙碌起来，仿佛她没有一点病似的。她拿出来许多专门为孙子储藏着的糕饼和糖果，又做许多点心。
父亲只是往远近的街上跑。大冷天，不肯穿皮衣。又要买好吃的东西，又要买好玩的东西。
“唐哥！唐哥！”
他们不息的叫着，这亲切的名字，他们应该早已暗暗的叫过千万遍，而现在才愉快的对着面叫出来了。
然而唐哥不懂得老人的心，整日在地上跑着，跳着，爬着玩，疲乏时只依靠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身边。他需要食物时，才去找到祖父和祖母；待东西一到手，又自己去玩了。
唐哥是一个不安静的孩子。手脚特别生得有力，喜欢爬上椅，爬上桌。大家给他捏一把汗，他却笑嘻嘻的得意非常。一刻没有注意他，他已经溜出大门外，在河边丢掷石子了。看见一只狗，一只鸡，他便拖着棍子或扫帚追了出去。说是三岁，实际上他还只有两岁半。他的脚步是小的，虽然有力，跑得快的时候，依然像球在那里滚着的一样，使人担心。
到家没有几天，他身上已经碰破了好几处。然而他不爱哭，哼几下，对碰痛他的东西打了几拳，满足了报复的心，便忘记了。谁要是给他不快活，他也伸出小小的拳头。
他安静的时候，是在每天的晚上。灯一点上，他便捧出他的红绿的积木来，在桌上叠着，摆着。摆成长的，他叫做船或火车，鸣鸣的叫着；摆成高的，他叫做门或房子。他认为已经摆成一种东西的时候，便立刻把它推翻，从新摆出一种别的花样。这样的反复着，一直会继续上一二个钟头。直至疲倦到了他的眼里。
“日里也能这样的安静，就不必给他担心了。”父亲和母亲都这样说。
然而在白天，他绝不肯搬弄一下他的任何玩具。不是在房子里爬上爬下拿东西，便跑往门外去。我们现在住的是一幢孤零的屋，没有几家邻居。这几家邻居中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的家长管束得很严，不常让她出来。唐哥在家里可以说完全没有伴侣。因此住了不久，他显得很野了。他只是往门外的田边或河边去找趣味。那些地方可以常常看见鸡鸭或船只的来往。天气虽然冷，他穿着一身笨重的衣服，却毫不畏缩，仿佛在夏天里那样的自由的玩着。
“有了伴，就不会这样野了。”母亲说。
我们都觉得母亲的话是对的。唐哥在福建的时候，他几乎常常在房里，因为我们的隔壁一间房里就住着他的两个小伴侣。
就是唐哥自己，他似乎也已经感觉到了。他不时的提到旧伴侣的名字。
于是我们都渴望的等待着玲玲的来到。
几天后，玲玲果真来了。
那是我的姊妹的一个小女儿。比我们的孩子大了两岁。她的皮肤仿佛被夏天的太阳熏炙过的那样黑。大的面孔，大的眼睛，粗的鼻子，厚的嘴唇，穿着特别厚的棉衣，戴着一顶大的绒帽，脚上一双塞着棉花的大皮鞋。橐橐橐，在地上踏了两三脚，便缩着手呆住了。
“和弟弟去玩吧。”姊姊推动着她的孩子。
但是她只睁大着眼望着，过了一会，爬到姊姊身边的椅上坐着，一动也不动。
“像一尊菩萨！”母亲笑着说。“去吧，唐哥！和小姊姊去玩！”
唐哥也不动的望着。
“叫小姊姊。”我推着唐哥。
但是他不开口，只伸出一只手指来，指着玲玲头上那顶红色的绒帽，朝着我笑了一笑。
“是呀！小姊姊的帽子好看哩！”我说。
他顽皮的伸出一只脚，又用手指了两指，对我一笑，那是在指玲玲的衣服了。
“红红的，好看哩，小姊姊的衣服！”
他突然跑过去，摸了一下玲玲的皮鞋，嘻嘻笑着，立刻退了回来。
“好看吧！”静默到现在的玲玲说话了，得意的点着头。“爸爸买给我的哩！”
“我也有的！”唐哥也得意的点着头。他望了一望自已的脚，立刻到后房的床上去拿了另外一双新的皮鞋来。
“诺！有花花哩！”
“黑的，不好看！”玲玲摇着头。
“你没有花！”唐哥一手提着自己的鞋，一手拍着玲的脚。
“怎么啦把我的鞋打坏啦！”玲玲皱着眉头。
“坏的！坏的！”唐哥故意作弄着她，又接连拍了几下，顽皮的笑着。
他的力很大，玲玲晃动几下，几乎倒了下来。
玲玲撇着嘴，哭了。
“嗄，多吃两年饭，白吃，还是阿弟本领大！母亲得意的说。
“女孩总是斯文的，”父亲说着，抱了外孙女，抚摩着，“玲玲也乖哩！不要哭，外公去买糖！”
“我也要！一个红的！”唐哥叫着。
“我要红的！”玲玲止住了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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