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们才有靠计尽途穷结果的核作为最后结束世界，使人类同受恐怖的正当理由。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堂是属于未来的。天堂在地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相对应，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预想未来才像天堂，所以才甘愿难以数计的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杀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产主义为最终世界之前消灭，那么，一切历史和人类的一切苦难，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我尊重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还另有感想，所以，对于埃利亚德以这一部分为中心的话，总感到一股早被抛弃的犬儒主义味道。不过，埃利亚德始终是一位从正面注视着核武器，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并且丝毫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翌年１月间，看到他的下述叙述：
“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论者对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的审判’。审判，即灭亡的危险。准确地说，史前期人类几乎就要灭亡了。或者说今天人类就被核武器灭亡。／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类对原初的神所赋予的任务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结果是使人类消灭。然而这种誘惑及其危险之存在未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怀着被消灭之势迫在眉睫的自觉活着，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于参加某一团体举行仪式时的痛苦。
仪式，这一进入新阶段的礼仪性的手续，埃利亚德把它作为人类规模普遍的信仰体系来思考，因为它是重要的问题点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对于核状况决不会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但是，我更进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导致人类灭亡这种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亚德充满积极希望的构想是什么。
尽管表面上没有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亚德悄悄地但确确实实地把该思想提示于同一日记的下述叙说之中，这是我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于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进烦恼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亚德把他少年时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在印度狂热地学习时期的经历，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经历，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祖国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亡命巴黎开始过上学究生活的经历等等综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从如此经历中感受之深刻，但这回使我觉得足以洞彻他深刻感受的整个最深部分。对于自己生涯的“扩展、持续”给予足够的启示。埃利亚德把他的记述作了如下的总结，这就意味着，到此刻为止，在漫长岁月里，他饱尝了郁闷之苦。我认为，这种郁闷之苦给他带来的是大大加强了他对核状况的认识。
埃利亚德现在仍然住在此处的芝加哥大学里——我这次才親眼目睹并留下强烈印象——有纪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点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伟雕像。我想着经济史家内田义彦氏指责把原子弹投于广岛、长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这句话，甚至想到，应该把堪称核时代悲惨纪念的广岛那座穹窿形建筑物废墟合建于此。埃利亚德的记述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强烈的感情。在历史上生与死的人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具有了重量。乐观主义！”
有此启示的经验之后，埃利亚德立刻重读了青年时代读过的巴贝利恩的日记，他对于该日记上写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猎人》读后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长篇记述。埃利亚德强调的是：读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贝利恩，作为安慰悲惨与病态的现实，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态度得到了力量，这力量是使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存‘不能破坏’的‘显现’。
他写道。——虽然那么说，也无法改变‘我活着’这一事实。即使不论怎么短的时间，‘我是存在的’。这的的确确是我的显示，显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坏不了的。／（巴贝利恩）补充说——那么我死的时候，构成我[ròu]体的物质破坏不了，而且永远存在。既然这样，对我的‘灵魂’不管有什么影响，我的物质仍然永远存在下去……
我死的时候，你能够把我杀了、烧了、沉进水底、焚尸扬灰，但是你无法把我破坏。……死，比杀更甚的事早就办不到了。巴贝利恩是这样写的，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但是我曾经见过无数‘神秘家们’用几乎同样的语言传达类似的经验。（cf．特别是“宇宙意识”，的经验）
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对于世界的结束持从容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不完成历史过程就以为毫无意义的紧迫态度，埃利亚德围绕着这两种态度，对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离，表示了相对的看法。但是，埃利亚德在这里把博物学家巴贝利恩的看法，重叠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们”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宇宙意识”上了。在这上面，作为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表示了强烈的同感。把这个作为表明生活于核时代的埃利亚德的内在希求来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由于人的思想观念加强和增大，终于度过核危机，那么埃利亚德大概就不会谈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后的审判”或者经过混沌延缓再生的到来吧。应该说，只有度过今天的核危机以及热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亡这种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这对于曾经看到埃利亚德著作各种各样细节上无不对核危机予以评论的我来说，我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我从埃利亚德日记的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开头所提的残疾儿子相关的理由。我以为这一段，使我在人生经验的意义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亚德说的人生经验这个词来说，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后脑勺上长着一个像头一样的瘤子，孩子一生下来，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则养之，好好照顾。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这是如埃利亚德所说，当作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的一种决心。
回想起来，孩子躺在特殊婴儿室面对玻璃窗，尽管看起来仿佛长着两个脑袋，但是很精神的红扑扑的那张脸，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窥视的过程中就培养起如此坚定想法了。此时此刻总是想起学生时代从英国小说中读到的“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话。这个婴儿的确是以悲惨的状态诞生于人间的，虽然只过了几个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于人间，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虽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这个事实。于是，我就下了决心，给“这个可悲的小生命”当证人，证明他生下来了。他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这个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预感到，我这份证言，一定会成为我这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头我并没有想把这个经验写成小说，从年轻学生时代就开始有了的写小说这种工作，面对畸形儿子诞生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难免绝望，对于重新打起写小说的精神没什么用，不可能成为今后赖以发展而可供攀援的绳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才产生了写的想法。
从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们频繁的死与生，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医生们的行动与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弹灾害开始迈出治疗受害者的第一步，后来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弹受害者第二代两个课题的重藤文夫为核心人物——为内容，开始写报道文学。我在此项工作中逐渐理解到，这是为了把自己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实践，无论如何必须使之社会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弹受害者们是那样地生活，然而活下来了；是那样的一种存在，然而毕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取消他们作为个体的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也受到核时代之下人类的生存无法取消的现状直接影响所致。在原子弹受害者的生与死上，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现”最现代的表现，而且我还通过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发现了它。当时的我倒是很难说把它充分意识化了，但是内心深处确是那样希望的。现在我决不是夸耀自己的天真，大谈自己２０年前的预感和希求一概应验，而是被许许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绪纠缠在其中想起来的。身有残疾，同残疾斗争中成长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难，仅仅考虑一下，不远的将来，就不得不老实说，前景一片漆黑，总而言之，每次遇到具体困难无不花费好大力气一一克服，然而过不多久儿子的状态依旧故技重演。同这样的儿子共同生活，对于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来说，显而易见是一种艰苦的生活。确如儿子信上所说，他自己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这作父親的不消说，全家所有成员也都是通过同他共同生活，确实看到了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特别是我自己，通过养育他弟弟妹妹的实际劳累，更能明确地这样说。
正是反复积累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之经验，才对于这２０年来越发穷凶极恶的核状况——从今年起《原子科学家新闻月刊》的“表示审判日到来之钟”上，表明距核战争还差３分钟——之下，相信埃利亚德所说的人类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样能克服危险的“乐观主义”。当然，这“乐观主义”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如果不注视着核状况，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对同世界规模的恢复生命的行动，那么就很难说不变成极其丑恶的犬儒主义。
我在前面的“为了同使‘親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中说过下面的话：“年轻的人们最近爱说親切这个词。说什么親切的人啦，喜欢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这种流行时尚的，是广告一类的东西上也爱用‘親切’这个词了。親切当然是好事，我自己就过于毫无抵触地親切，但是如果问我喜欢把親切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么？那我必须说未必喜欢。因为我想请年轻的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親切这个词在社会里给它定个积极的位置。／具有社会意义的親切，难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这件事么？親切是人的极其自然的态度。婴儿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样的人在社会性的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就对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为有使親切变成不可能的制度。同这种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结构或制度斗争，我以为这才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条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结构或制度，在我们周围俯拾即是，不可胜数。肢体不健全的人想坐轮椅外出，但是使之无法办到的种类繁多的结构，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认为那都是妨碍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过于核避难所一类的设施，对于超过定额人数的人还必须用机关枪阻挡。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地撤掉，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青年人能够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碍人们親切相待的人或事斗争下去，改善现状，这对于创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親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親切”定义作了追加，想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親切”共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礼仪（decency）和“親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于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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