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是用家常葯品治好的。她害头一场大病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运动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她患痔疮。有一次医葯界的朋友主张动手术，她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身体极为衰弱，所以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实行麻*。手术经过良好，但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还是以非凡的勇敢支撑过来了。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全副精神来看护她。这是发生在杜尔班的事情。医生让我到约翰内斯堡去，嘱我不必为病人担忧。
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信说，嘉斯杜白病况恶化，身体过弱，甚至不能坐起来，而且一度不省人事。医生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给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挂了一次长途电话到约翰内斯堡我我，请我允许他给她牛肉茶喝。我答复他说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她的病况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样做都可以。“可是，”医生说道：“我不能为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见。还是请你自己回来一趟吧。如果你不让我按需要规定病人的饮食，我就不能对你的夫人的生命负责了。”
我当天搭上火车回杜尔班，见到了那位医生，他安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给甘地夫人喝上牛肉茶了。”
“大夫，这可是一种欺诈了。”我说道。
“给病人开葯方和规定饮食，谈不上什么欺诈不欺诈。事实上我们做医生的，为了救活病人，即使哄骗病人或隐瞒他们的親戚，也当作是一种美德。”医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我很痛心，但还强作镇静。这位医生是个好人，也是我们个人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尽，然而我并不打算容忍他那医学上的道德。
“大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决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她会因此致命。当然，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也没有话说。”
“你的哲学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夫人在我的治疗之下，我便有权按我的意见给她任何东西吃。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很对不起，我不得不请你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马上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把她带走？我只是叫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这样办，我的妻子和我将为她竭尽所能，而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不必有丝毫牵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简单的道理，那便等于强迫我叫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母親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实在太弱了，不应当和她商量这样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界上，生为人类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
我恳求她说，她不一定要听从我的说。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葯吃喝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执，她说：“不，请你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决定把她带走时，内心却也不是毫无激动。我把她的决心告诉医生。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才对。我老实告诉你，她不宜于移动。她连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办，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给她牛肉茶喝，那我就连一天都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
我们于是决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正在细雨霏霏，而到车站又有一段路程。我们要从杜尔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到我们的村子。这无疑是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我信赖上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派人先到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付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和六个抬着嘉斯杜白的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在那危险的情况之下把她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用不着鼓励。相反她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担心。”
她已经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显得瘦骨嶙嶙。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不能拉进去，人们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着她上车。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她在那里靠着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以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那里。他引证《摩奴法典》①的话说，吃肉无损于宗教。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礼貌起见，只好容忍。我读过《摩奴法典》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这些话是出于虚构，即使不是虚构，我的素食论的观点和宗教经训并无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她对于经籍从未问津，但是她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已经够她应用了。我的儿子自然是崇奉父親的信仰，所以他们并不管史华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史华密吉，无论你怎么说，我总是不愿意用牛肉茶来治病。请你不要再麻烦我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讨论讨论。但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了。”
①《摩奴法典》（manusmriti）是印度教法律的基石，一般认为在纪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才编写出来，事实上是一部法律汇编而不是系统之作。其中有很多法理观念至今仍为印度教徒所信守不渝——译注。
第二十九章家里的非暴力抵抗
我第一次尝到坐监牢的滋味是1908年的事情。我晓得犯人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则正是一个实行“节慾”的人——希望实行自制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规定：最后一顿饮食必须在太阳落山以前吃完。无论是印度犯人还是非洲犯人都没有茶或咖啡喝。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煮熟的食物里加一点盐，但是任何足以满足口味的东西都不准吃喝。有一次我要求监狱里的医官给我们一点咖哩粉，并且让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加一点盐，他却说：“你们到这里不是来讲究吃的。从健康的观点来说，咖哩粉并不是必要的，至于煮熟以前还是以后加盐，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这些规定都修改了，虽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这两条办法却是大有助于自制的。外力所强加的禁规本来是很少成功的，但是如果是出于自愿，肯定是会产生有益效果的。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立刻就给我自己规定了这两条。当时只要可能，我就不喝茶，而最后一顿饭总是在日落以前吃的。
这两条我现在实行起来已经毫不困难了。
然而后来还有一次机会迫使我连盐也不吃了，而且这条禁规我一直执行了十年。我读过一些论素食的书，据说食盐并不是人类饮食的必需品，而且没有盐味的食物，倒是更有益于健康。我因此推论，一个实行“节慾”的人，以不吃盐为宜。书上说，我自己也认识到，身体虚弱的人应当戒吃豆类，而我却很喜欢吃豆类。
嘉斯杜白动过手术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稍好一些，但不久又流起血来了，而且这种病似乎很顽强。水疗法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她对我的治疗方法没有多大信心，虽然她并不加以拒绝。她当然不找外人帮助。因此在我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失败以后，我便恳求她戒绝盐和豆类。不管我怎样劝告，不管我引用了多么有权威的话来支持我的说法，她却是不同意。最后她向我挑战地说，如果有人劝我这样做，我也不会放弃这些食物的。我一方面感觉痛心，同时却又高兴——高兴的是，我得到了一个向她表示爱护的机会。我对她说道：“你弄错了。如果我有病，医生劝我戒食这些或其他的东西，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瞧吧，哪怕没有医生的劝告，我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不论你是否这样做。”
她极为震惊，很过意不去地喊道：“请你饶恕我吧。我了解你，我不应当这样刺激你。我答应戒食这些东西，但是看在老天爷分上，千万收回你许下的愿吧。这太使我难过了。”
“你肯戒食这些东西是再好不过了。你不吃这些东西，我一点也不怀疑对你会有好处。至于我，我不能把认真许下的愿收回来。而且我相信这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所有的节制，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总是对人有益。所以你不必管我。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也是帮助你实行这个决心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她于是不再干预我了。“你太倔强了。谁的话你都不听。”
说完，她竟丝丝地流下泪来。
我把这件事当作非暴力抵抗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一生最甜美的回忆之一。
这以后嘉斯杜白的健康就很快地恢复了。这究竟是因为戒除食盐和豆类的结果，还是由于她的食物有了其他的改变，究竟是因为我严守其他生活规则的结果，还是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的精神上的喜悦，果真如此，又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我都不得而知。然而她当真很快就好了，流血也完全停止了，而我这“庸医”的名声也因此而增加了。
至于我呢，我因为这些新的限制而获益不浅。过去的东西我从来不加怀念。这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我的感情比以前更加驯服了。这一个试验使我更趋向于自制的努力，因此，直到我回到印度许久以后，我还在戒除这些东西。只有1914年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又一次吃了这两样东西。不过我以后还要谈到，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怎样吃上这两样东西的。
我还劝我的许多同事戒除食盐和豆类，这种试验在南非的效果很好。就医学上说，对于这种吃法的价值也许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就道德上说，所有的自制都对心灵有益，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和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他们的食品当然是不同的，正如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一样。奉行“节慾”的人往往因为采取适于享乐生活的行径而宣告败北。
第三十章致力于自制
我在前一章说过，嘉斯杜白的病怎样促成了我的饮食的变化。后来为了实行“节慾”，饮食上的变换就更多了。
头一个改变是不喝牛奶①，我最初是从赖昌德巴伊那里知道，牛奶是刺激性慾的一种饮料。有关素食论的书籍也支持了这种意见，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许愿节慾，我一直拿不下主意不喝牛奶。我早就明白牛奶并不是支持[ròu]体所必需的，但是禁绝不喝却不容易。为了自制而不喝牛奶的必要性正在增长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加尔各答寄来的几本书，谈到母牛受饲养人折磨的情形。这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影响。我同克伦巴赤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①印度教徒禁宰牛，但嗜喝牛奶，自古以来就很普遍——译注。
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虽然已经向读者介绍过克伦巴赤先生，前面有一章我也谈起他，我以为这里还有必要再提一提这个人。我们的认识是很凑巧的。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因为发现他有脱世的气概，便把他介绍给我。
我一认识了他，便对他的喜爱奢侈和夸耀感到惊异。但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问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问题。我们偶尔谈到乔答摩佛陀的出家。我们一见如故，不久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到我们的思想一模一样，而且他相信，凡是我所进行的自我改造，他一定要身体力行。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每个月个人的开销达1，200卢比，房租还不计算在内。现在他已大大地简化了，每个月的花费只有120卢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狱以后，我们便住在一起。我们当时的生活确实艰苦。
我们讨论有关牛奶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克伦巴赤先生说道：“我们老是说牛奶有害，那么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这个建议，我感到可喜的惊奇，我热烈欢迎这个建议，我们决心从此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在托尔斯泰农场①的事情。
①甘地很崇拜托尔斯泰，思想上颇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为了体验托尔斯泰所理想的农民生活，在南非另外办过一个农场，并命名马托尔斯泰农场——译注。
然而这个改变并不能使我满足。这以后不久我又决定单纯以水果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的心意是过最穷苦的生活。
吃水果还是一种极为方便的事情。煮饭烧菜的事情实际上不必要了。生的花生、香蕉、枣子、柠檬和橄榄油就是我们通常的粮食。
这里我必须对那些奉行“节慾”的人发出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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