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由，以及我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了吧，”她揷嘴说道。
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
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进行非暴力抵抗斗争使我产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我只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其精神。因为我发誓的时候，心目中指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并不是人们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用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是答应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对真理的虔诚究竟强烈得多，而一个崇奉真理的人因为热中于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一下子便对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让步。我采取这个行动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盘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满着懊悔，我经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誘惑，那种依然占据着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我对于饮食的实验很看重，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然而我喝羊奶现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从饮食不杀生的观点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从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这无异于违反誓言。我觉得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要求从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是杀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使我苦恼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许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怀疑不是别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祷告就是“主啊，赐我信仰吧！”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裂疮动手术，经过良好。当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跃起来，特别是因为上帝已给我准备了很多工作。
在我的健康还没有怎样恢复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刚刚发表的劳莱特委员会的报告书①。它的建议使我吃惊。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动。大约一个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数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并且他们拟议中的措施不顾我们的反对而被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这个样子，我一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期望别人跟上来。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不配担任这个任务。”
①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如何应付当时正在孟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提出建议，报告书主张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监禁——译注。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同我有接触的少数几个人的会议。据我看来，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绝不是报告书里所列举的证据就能使之成立的，而且我觉得有自尊心的人绝不能屈从这些建议。
我们决定召集的会议终于在学院里举行了。被请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到二十个人。就我所记得的，参加的人除伐拉白外，还有沙罗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已故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耶朋夫人。非暴力抵抗的誓约就是在这次会上起草的，而且我记得所有到会的人全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主编什么刊物，不过我常常通过日报透露我的观点。这一次我还是采取同样的做法。班克非常热心地参加这次斗争，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工作很踏实。
由于我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在我的建议之下，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大会。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总部也就设在那里。有很多会员已经在誓约上签了名，又有人印发了传单，并且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一切情形都象凯达运动一样。
我被选为非暴力抵抗大会的主席。我不久便发现我和组成这个大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很少有协同一致的机会。我坚持大会一定要用古遮拉特语文，还有我所提出的别的一些工作方法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颇为不安和为难。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很宽容地迁就了我的个性。
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大会不会支持多久。我觉得我所强调的真理和非暴力已经为一部分会员所不喜欢。虽然我们这个新的活动在创始的时候进行得蓬蓬勃勃，运动的发展也很迅速。
第三十章惊人的壮观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反对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的声势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是政府实行其建议的决心日益坚定，劳莱特法案就这样公布了。我这一生只参加过一次印度的立法议会，而这一次讨论的正是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警告。总督似乎已在屏息谛听，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斯特立吉滔滔不绝地倾泻其雄辩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切而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不能不深受感动。
然而只有一个人真正入睡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当时政府的处境就正是这样。政府只是急于要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萨斯特立吉的庄严警告，对于政府丝毫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话也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而已。我诚恳地向总督呼吁，我给他写了许多不公开的和公开的信，明白告诉他，政府的行动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别无他途可循。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实际。
这个法案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发表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定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够在大会上站着讲话。我如果要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觉很习惯。幸亏我在南非工作过，我觉得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请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出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请我来的却是拉贾戈帕拉查里①。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无论如何我们親自面谈，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①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1879—）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已他和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译注。
拉贾戈帕拉查里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还不久，他是应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请而来的，也是为了便于更积极的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同他住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住的那栋洋房是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艾扬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诃德夫·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贾戈帕拉查里搞得很熟，而拉贾戈帕拉查里因为怕难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诃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当培植这个人。”
我于是照他的意见去做。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斗争的计划，但是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步骤。如果劳莱特法案终于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晓得怎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来加以反对。人们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人们以不服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不能对其他的法律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呢？如果可以的话，界限又在哪里？
这些和其他一大堆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题目。
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召集了一个小小的指导人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维加耶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非暴力抵抗科学的说明，甚至写上详细的细节。我觉得这个任务远非我的能力所能胜任，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承认这一点。
我们正在这样躇踌不决的时候，便得到消息说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为这件事思索，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时稍微早一点。当我还在介乎沉睡和清醒间的朦胧状态时，忽然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仿佛做梦似的。早上我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拉贾戈帕拉查里。
“昨夜我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个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恰当的。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的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绝食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各省是否都会响应我们这个号召还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很好地进行总罢市，我想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了。”
拉贾戈帕拉查里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后，也无不表示欢迎。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紧急的通知。由于这事情马上就得办，所以不能及早发出通知。
然而谁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效果呢？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到那一天进行了总罢市，真是惊人而壮观的一幕。
第三十一章难忘的一周！（上）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到达孟买。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的一封电报，叫我赶到那里去参加4月6日的庆典。
但是在同时，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市。当时还健在的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和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的话在那里就算是法律。关于总罢市延期至4月6日举行的电报到达时过迟了。德里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总罢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应邀到朱姆玛大寺去作演讲。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当局所能容忍的。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的时候被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死伤很多人，而且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昙纳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电说，等4月6日孟买的庆典过后，便立刻动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发生的事，在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都大同小异地重演着。沙提亚巴尔博士和克其鲁博士从阿姆里察给我发来了紧急的邀请，叫我到那里去。当时我同他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我通知他们说，等我到德里办完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6日那天早晨，孟买成千上万的市民挤到乔巴蒂海边去沐浴，然后结队游行到塔库德华。游行的队伍里有少数婦女和儿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参加。同行的几个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参加队伍的人从塔库德华带到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去，并说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讲。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地叫人们举行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宣誓不应草率从事，而且我们应当对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满足。我以为一旦举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违背，因此，服用国货的誓言，其含义应当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团结的誓言所具有的责任，也应当为一切有关的人深刻认识。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会。
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置盐税法于不顾，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是已经被禁止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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