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gāocháo，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四十三章在拿格浦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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