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难蒂白夫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点点古遮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连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们怎么能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我对她们说明，我所希望她们的，不是教给儿童文法和读、写、算，而是教给他们清洁和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论，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马拉提文，并没有她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的分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授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算是一件难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担任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经验增加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她们对于工作的兴趣。阿望蒂克白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的专长都贡献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接近农村婦女。
然而我并不以兴办小学教育为满足。农村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满了污物，井的周围泥泞不堪，臭不可当，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难受。年老的人最需要清洁教育。他们全都害着各色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决定尽可能多做一些卫生工作，并设法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
这个工作需要医生。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师（现已故）借给我们。我们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立即答应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员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他们都奉有明白的指示，不要过问涉及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事情。人民有什么意见都叫他们来见我。谁也不许超越自己的职守。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
我不记得有谁发生过不守纪律的事。
第十八章深入农村
我们尽可能把每个学校交给一男一女去管理。这些志愿人员必须照料医葯卫生工作。婦女工作则都通过婦女进行。
医葯工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发给志愿人员仅有的葯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疮疥之类，则先将患处洗净，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得将葯品带回家去。遇有复杂的病症，便去找德夫医师商量。德夫医师每个星期都在一定的时间到各个中心区工作。
有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这里流行病不多，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对付，用不着专家帮忙，所以我们的工作办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对于人民来说，这种安排是再好不过了。
卫生工作却是一件难事。人民自己并不准备做什么。就连田地里的工人也不肯担任他们自己的清洁工作。但是德夫医师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他和志愿人员一起集中全力把一个村子弄得特别干净。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惭愧，不得不出来担负这种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通行各处。这些美好的经验却也并不是没有掺杂着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痛苦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
在这里提一下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的一次经验，也许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一个小村子，有我们开设的一个学校。我碰巧到这个村子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去，发现那里的婦女穿的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向她们说了这番话。有一个婦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所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一条，我怎么能洗呢？请你告诉摩哈德玛吉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房子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褴褛不堪的破布遮身。
还有一次经历我想谈一谈。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放火把它烧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
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第十九章遇到一个好省长
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
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的调查是对农民有利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归还一部分榨取所得，而“三分田”制必须以法律废除。
委员会得以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之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盖德爵士出了很大的力气。若非他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运用他所有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就很难求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过。种植园主们使出了他们非凡的力量。种植园主们根本不顾及报告，而对土地改革法提出顽强的反对，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终于使委员会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跟着完蛋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靛青的污渍永远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我的愿望是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再继续几年，多开设几所学校，更有效地深入农村。底子倒是准备好了，但是正如往常一样，上帝不允许我实现计划。命运作了另外的决定，把我赶到别处去工作了。
第二十章和劳工接触
我在办理委员会的扫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一封信，告以凯达县的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赋，要我去指导他们。在我没有进行现场调查以前，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见。
同时安娜舒耶朋夫人来信说明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情况。工资低，工人们早就要求增加，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领导他们。但是隔得这样远，即使是对于这件比较小的事情，我却没有信心去指导。于是我便抓住头一个机会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做完这两件事情，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监督业已在那里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回到三巴朗去，结果，学校一个个关门了。我的同事们和我曾经建立了很多空中楼阁，此刻全都幻灭了。
除了农村中的卫生和教育工作外，理想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三巴朗展开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就已经看出护牛和印地文宣传早就是马尔瓦底人极为关心的事了。我在贝提亚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当地的其他马尔瓦底朋友的牛奶场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关于护牛的思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而这个想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意见是，护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地对待耕牛、组织模范牛奶场等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经答应过在这个工作上给我以充分的合作，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没能实现。
贝提亚的牛奶场还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牛奶场，三巴朗的耕牛依然承担着超越其耕种能力的工作。而那些所谓印席教徒还在虐待不幸的牲口并且玷污他的宗教信仰。
这个工作之仍然不能实现，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每当我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温和的责备时，我想起了那些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而深为叹息。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仍然在很多地方进行着。然而护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因此并没有向预定的方向前进。
当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了。
我的处境极为困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不好办。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作斗争，他代表着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对。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这就使我跟他们进行斗争更加困难了。我和他们商量过，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粉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
因此我只好劝导工人继续罢工。在这之前，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向他们说明，要求罢工胜利，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1．绝不使用暴力，
2．绝不进行破坏，
3．绝不依靠施舍，
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罢工的领导人了解并接受了这些条件，而工人们则在一次大会上宣誓，除非他们的要求被接受，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他们决不复工。
我在这次罢工期间，结识了伐拉白·巴德尔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认识了的。
我们天天在沙巴玛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开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发言中总是提醒他们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责任。他们天天在市内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决不违言”。
这次罢工进行了二十一天。在罢工期间，我常常去找工厂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他们老是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第二十一章学院一瞥
我在进一步叙述劳工纠纷的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无时不想着学院，有时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是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我看到学院里的孩子们在遭到明显的危险。不管我们把学院里的环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我们不可能不受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别的工作。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离开城市又离开村子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认为这次传染病是叫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通知。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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