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怕在名声方面他可能要冒风险，但他从来不承担失败的直接经济责任。
现在可以简括地说，此处所谈的利润是可用开创者的利润一词来描述的那种现象的主要要素。无论对开创者的利润还可以再加上些什么含义，其基础则是在一个新企业中，收入超过生产成本的暂时的剩余。这样的开创者，如同我们见到过的那样，可能真正是企业家一流人物中的最纯正的类型。他是最严格地把自己局限于起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实现新的组合——的企业家。如果在企业的创建中，所有的事都进行得正确无误，在一切方面都完美无缺，深谋远虑，那么利润就将留存在开创者的手里。自然，在实践中情况则大不相同。但这样的表述仍然揭示了事物的原理。当然，这种表述只适用于真正的开创者，而不属于有时从事组建公司的技术工作，因而往往也被叫做创办者的那种代理人。他们只得到属于工资性质的报酬。最后，一个公司一经创立，其所创办的一切新的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一下子都能臻于完善。相反，它的领导人常常要继续为新猷的实现而运筹帷幄，从而继续发挥其作为最先创办人的作用，为此，无论他们在公司中担任的是什么职务，他们是企业家。不过，如果我们假定，公司一经建立，就一成不变地办下去，那么开创者对该公司而言，就是唯一的对这个企业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让我们假定：债券体现着生产手段的价格，股票体现着资本化了的与企业的持久利得来源有关的较高报酬，还有创办人股份（promoter”sshares，俗称干股）无偿地归于开创者名下。这些创办人股份将不会带来持久性的收入，而只会在这个新企业被溶入整个经济体系之前，给开创者带来暂时的剩余，此后这些干股就变得没有什么价值了。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才会以它最纯粹的形式出现。
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完成这幅关于利润的图景。办法是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处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与上述现象相对应的情况是什么？在简单交换经济，也就是在那种其中有产品交换但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方法”的经济制度里，并没有向我们提出什么新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经济单位中，肯定存在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习见的另外一种支配生产手段的权力；关于这种交换经济的这个方面，可以按照我们在下面即将论述的情况，来加以处理。而在其它方面，则可以象对待资本主义制度那样，来同等对待。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我将转而论述简单的无交换的经济。
这里我们考虑两种组织的类型。第一种是孤立存在的庄园，其中生产手段的绝大部分属于领主，所有的人都臣服于他。第二种是孤立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有一个中央机构处理一切物质产品及劳动服务的使用，同时作出一切价值判断。我们且先把这两种情况同样看待。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些个人都享有对生产手段的绝对控制。他们既不指望与其它经济单位实行生产合作，也不指望从其它经济单位得到赚取利润的可能途径。价格世界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价值世界。因此，当我们从我们所考虑的例子进而论述非交换经济时，我们就得从作为利润之根源的价值现象来开始考察。
我们知道，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由成本规律严格支配着的循环流转。这里所谓成本规律，是指产品的价值与生产手段的价值相等。我们同时知道，在这里也一样，按照我们的定义来说的经济发展，只能是以对现有商品实行新的组合这一形式来完成。人们可能认为，商品储存的积累在这里是必需的，而且将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职能。第一个观点可以说部分是正确的；的确，商品的积累纵然不总是，但却往往是达到实现新组合目标的一个步骤。但是商品的积累从来未构成一种特殊的职能，而对这样的职能是要加上特殊的价值现象的。对商品的不同方式的使用，完全取决于经济体系的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究竟所期望的结果是要直接达到，还是要经过一个收集存货的预备阶段而间接达到，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是否所有参与其事的人们都赞同新的目标，并且都愿意去收集存货，也同样是无关紧要的。首领们不会有任何牺牲，而且只要权力在握，不会削弱，他们也就不会去关怀他们属下的人们可能要付出的暂时的牺牲。如果由于执行影响深远的计划而减少了他们属下的人们的消费——这不是必要的，然而是可能的——如果可能，这些人是会反对这些计划的。他们的反对可能使这些计划难以施行。如果对这种情况略而不计，那么，那些属下的人民对于事情的进程可以说是不会产生什么直接的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压缩消费和积累存货并非出自他们的自愿。因此，这里也并不具有什么应纳入我们要描述的发展过程图景的特殊职能。如果这位首领对人民许诺他们将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至多象一位将军对他的士兵许诺他们将得到某种特别的报偿；那只是旨在使人民更为驯顺的一种赠与，而并不构成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实质的一部分，从而也不构成任何特定的、纯经济的范畴。所以，“领主”与共产主义经济的领导者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增长的利益属于整个社会，而在领主心目中则可能只有他个人的利益，这一事实并不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差别。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看出，时间因素在这里并不具有独立的影响。诚然，领导者必然会把正在计议中的某一组合的结果，拿来和同样的生产诸要素以原先的方式加以利用，在同等的时间内可以取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同时还要和其它新的组合用同样的生产手段可以带来的结果，进行比较。如果后者需时较少，其它可供选择的若干组合在那可以节省下来的时间内能够产生的结果，就必须加以考虑，以便估量各种互相竞争的利用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时间要素必将出现在一个非交换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影响是由利息来表现的，这点我们在后边将要谈到。不过，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甚至在这里，时间也不起什么别的作用。比方说，它并不会使等待的必要性，或对于未来享受的慾望变得更小，成为特殊的因素。人们之所以不情愿等待，只不过是由于在这个时期内能够做些别的事情。未来的享受之所以显得较小，只不过是由于实现这种享受的时间越晚，则对照“可在其它情况下来实现的享受”来说，应该打的折扣就越大。
于是这样一个社会的这位领导人，不论其地位如何，把一定数量的生产手段从它们原先的用途中抽取出来，用以实现一种新的组合，例如生产一种新商品，或以一种更好的方法生产某种已有的商品。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位领导人究竟是从至今制造同一商品的工业分支中抽取这些必需的生产手段，或者他容许现有的厂商以惯常的方式继续工作，而同时开始应用新方法与之并肩进行生产，并且从完全不同的工业分支抽回必需的生产手段，这些都是关系不大的。根据假定，新产品较之原先以同等数量的生产手段制造出来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不管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估价是怎样形成的。关于新产品的归属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当新的组合已经完成而产品已经生产出来之时，其价值就决定了。所有参予新组合的诸要素的价值将会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最好还是以决定实行新组合的那个时刻为基准，并假定一切都是按照那个决定进行的。
首先，生产者们必然要进行价值评定：新产品的价值，必然要和前此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以同样的生产手段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相互比较。显然，为了要估量新组合的优越性，进行这样的价值评定是必要的，否则下一步就不知该怎么办。现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核心是，在用那些生产手段生产出来的两个价值中，哪一个将被归属于那些生产手段？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决定实行新组合之前，只能是与旧法生产相符合的价值。因为事先就把新组合的剩余价值归属于生产手段是没有意义的，其原因是：如果那样办，实行新组合就显得没有什么好处了，从而对新旧两种办法产出的价值加以必要的比较的基础也就丧失了。但是，当实行新组合的决定一经作出，情况将又如何呢？难道这些生产手段这时实现了更高的价值，需要得到的全部满足不该象门格尔所说的那样，全部归属于生产手段，正如在循环流转中那样；从而使新产品的全部价值，如果一切都运转完善的话，能够在所使用的生产手段中得到反映，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甚至在这里，劳动和土地的服务都应该按它们的老的价值来估价。这实际上是由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老的价值是人们习惯了的价值。长久以来的体验已经决定了这些价值，而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价值是确定了的。这些价值，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并在更为长久的体验的压力之下，才能更改。这种价值是高度稳定的，特别是由于劳动和土地的服务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它就更加稳定。与此相反，新产品的价值乃是现有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东西，就象资本主义制度下新产品的价格那样。新产品的价值与老的价值不是互相连贯的，而且是各自分开独立的。因此，任何生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并非它的现实使用方式所实现的价值来估量的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个价值，亦即我们所说的前此流行的价值，才是与具体的生产手段相关联的。如果这些产品不存在了，它们也将会被从其它的使用方式所产生的其它单位所替代。任何一个单位商品都不能把价值定得比同样的另一个单位要高，如果它们要同时存在的话。现在，新组合中雇佣的劳力和租用的土地的服务，与那些同时存在的其它组合中雇佣的劳力和租用的土地的服务是同质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就肯定会出现价值差异，但对这种差异我们很容易说明其原委而不致影响原则——因此，前者与后者的价值不应该有差异。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这一经济体系的全部生产力都投入到新组合中使用，在这个阶段，这些生产力也必须是按前此流行的价值来投资。如果新组合失败，这些生产力的价值还可以再实现；如果这些生产力完全赔光，那么，损失多少也要以前此流行的价值作为基础来计量。因此，成功的新组合，也会在非交换经济中导致价值的剩余，而不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如此；事实上这种价值的剩余，可以说，乃是一定的价值量，对于它，生产手段并没有相应的要求归属的权利，它不仅仅是超过原来状态的一种满足的剩余。我们还可以说，发展中的剩余价值不只是一个与个人有关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我们迄今在前边谈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利润，在各方面都是同一的东西。
第二，通过另一途径也可达到同样的结果。领导人的企业家性质的活动——它的确是实现这个组合的一个必要条件——可以看作是一种生产手段。通常我不这样去设想它，因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将其活动和生产手段来对比它们的不同之处。但是在这里，这样的想法有好处。为此，让我们暂时把领导者的作用看成是第三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于是，显而易见，新产品的某些价值应归属到它的名下。但是，那是多大的一部分呢？领导人和生产手段是同等重要的，而新产品的整个剩余价值仰赖于他们两者的合作。对此我们无庸置评，而且它与我们在前段里的论述并不矛盾。所有价值范畴的适当份量只有由竞争力量来决定，对商品如此，对个人亦然。由于在非交换经济中不存在第二种竞争，而且由于什么是利润与什么不是利润的差别在非交换经济中也不象在交换经济中那么重要（我们立刻就将谈到这一点），因此，其价值在非交换经济中，常常就不象在这种差别非常重要的交换经济中，那样清楚。尽管如此，但我们仍可就大多数情况具体说明，有多少价值应归属到企业家的作用项下去。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生产手段是可以被替代的，但领导人却不能。因此，在必要实行生产手段的替代的情况下将会损失掉的那一部分价值，应该归属于生产手段，其余则应归属于领导工作所起的作用。而应归属于领导者作用项下的价值，乃是新产品的价值减去在没有这种领导的情况下所能实现的价值之后的差额。因此，剩余在这里是同对价值归属的特殊要求相对应的，从而发源于生产手段的那一部分要求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夸大的。
但在这里切切不可忘记，如果我们始终是就迄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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