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只能在价值表现中出现。因此，在一个交换经济中，它只有通过对两笔货币量的比较才能表现出来。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并且显然是完全没有争论的。特别是，商品数量的比较本身，对说明价值剩余的存在，不会有任何帮助。因此，在这一方面，无论何处提到商品的数量，它都只是作为价值的符号而出现的。在实践中，对价值表现的运用和对利息的表示，都仅仅是采取货币形式。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一事实，但却可以对它作非常多种多样的解释。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这种货币形式的利息的出现，仅仅是依赖于价值标准的必要性，而与利息的本质无关。这是流行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货币的作用除了作为表现形式之外，没有别的；而利息则不同，它是作为特定商品本身的一种剩余，从这种商品中产生的。对于企业家利润，我们也持同样的观点。为了表示它，也需要一种价值衡量单位，因而用货币表示，作为便宜之策。但尽管如此，企业家利润的本质是根本上与货币不相干的。
在利息方面，试图尽快脱离货币要素，而把对利息的解释引入到价值和报酬所产生的地方，也就是商品的生产领域，无疑是异常誘人的。可是我们不能回避问题。的确在任何情况下，与货币利息相对应，也就是说，与对购买力的贴水相对应，总是存在着对某种商品的贴水。的确，从技术意义上讲，我们从事生产所需要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货币只是一个中介环节，仅仅具有技术上的重要性并用货币所购买的，从而归根到底要付与利息的商品来代替货币，那么我们就会立即站不住脚。更确切地说，我们确实可以离开货币基础一步或者好几步，而走到商品实物世界中去。但是，这条道路会因为商品贴水缺乏持久性而突然碰壁——因而我们会立即发现我们已经走错了路，因为利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持久性。因此，要想通过戳破货币的面纱来接触到具体商品的贴水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想刺穿它，他等于刺穿真空。
因此，我们决不能离开利息的货币基础。这也间接证明，对货币形式的重要意义——利息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作第二种解释，即货币形式不是外壳而是核心，是更为恰当的。很明显，仅有这一个证据我们还不足以推导得很远。但是，它同我们前面对信用与资本的论证——据此我们还可以理解购买力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相吻合的。因此，现在可以表述我们的第六个命题：利息是购买力价格中的一个要素，而购买力又是作为控制生产品的一种手段。
当然，这个命题并非要给购买力赋予任何生产性作用。尽管利率随市场货币量供求的变动而变动，——这无疑说明了我们的解释——但大多数人还是否认这一点。这里可以立即加上另外一点。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对于商人来说，信用便利的增加会引起利息的下降，简直就和下雨会把人淋濕一样不言自明。实际上，如果一个政府印制纸币并把它借给企业家，利息难道不会下降吗？难道国家不会因此而获得利息吗？难道利息率同对外汇率及黄金变动的联系不足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吗？正是这一系列极为广泛而又有意义的日常观察，在这里支持着我们的论点。
但是，只有少数有影响的理论家把这些事实引入了对利息现象的讨论。西奇威克提出了一种解释，我与庞巴维克从其中看出它基本上是一种节慾论。但是，在所引资料的出处，即讨论利息那一章之前，他在关于货币价值那一章谈到了利息。在这里他把利息与货币相联系，并且在下面的说明中承认购买力的创造对利率的影响。他说：“我们不得不考虑，银行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制造他所借出的货币，……并且他还一般能够以大大低于资本利息率的价格出售这种商品的使用。”这段论述包含几点我们难以感到欢愉的看法。而且，它没有为分析利息的进程提供彻底可靠的基础。最后，也没有得出关于利息理论的进一步的结论。尽管如此，它还是朝我们所遵循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这一步显然是参照麦克劳德来进行的。达文波特在这个题目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但他的分析也没有得出任何东西。他骑马骑得很好，而且情愿骑到围栏为止，但却不想把它拿下来。流行的理论完全忽视了货币这一要素，而把它作为一个没有理论意义的技术问题留给金融作家。这种态度是如此普遍，以致它可能是建立在某些真理成分之上，并且无论如何是需要解释的。
对于试图否认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统计联系，可以说没有什么好讲的。r.乔治·勒维曾把利息率与黄金生产作了比较，不出所料，他发现二者之间并无重要的相关。且不说统计方法本身存在缺陷这一事实，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货币数量与利息率之间彼此毫无关系。因为首先，不可能期望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相关。再者，黄金的供给，甚至银行对黄金的供给，并不是简单地同贷出的信用成比例——而只有信用的贷出才与利息率有关。最后，并非所有的黄金生产都流到企业家那里去。
欧文·费希尔试图进行的归纳性反驳（《利息率》，第319页及以下各页），也不影响我们的论点。年平均数绝对没有提供任何足以与我们通过对货币日常交易的细节所观察到的事物相抵触的东西。而且，他还把人均货币流通量与利息率相比较，从而使这种比较完全与题无关。
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当然有各种理由强调，利息最终还是付给商品的。他们不仅必须同重商主义，而且必须同来自商人和哲学家的其它各种错误，进行斗争。通过这样做，他们事实上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正确结论，揭示了一系列流行的谬误。劳、洛克、孟德斯鸩及其他等人认为利息率仅仅依赖于货币量，这无疑是错误的；而亚当·斯密则正确地指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货币量的增加就会提高价格，并且在较高的水平上，那种以前曾起作用的报酬与资本间的同样关系，还会趋于重新确立。甚至货币流通量增加的直接影响也会使利息率上升，而不是使它下降。这是因为对这一增加的预期必定会产生那种影响，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对信贷的需求将会受到价格上升的刺激。但是，尽管这种论述可以解释，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为什么我们的大多数最高权威表现出对任何“货币”利息论的反感是不无根据的，可是它却与我们的命题毫无关系。
我们也可以从“那种与货币解释相敌对的”观点中，发现某些真理成分。商人和金融作家常常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强调贴现政策和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中央银行可以影响利率这一事实能够证明利率是购买力的价格的程度，并不大于国家可以控制价格这一事实能够证明一般价格水平可以由政府行为来解释的程度。利率无疑受到对通货状况注意程度的影响，但这一事实的理论意义本身并不显得很重要。这是市场以外的动机影响到价格的一个例证。那种认为利用货币体系和贴现政策，可以使一国的利率保持在低于别国的水平上，因而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只不过是一个未经科学论证的偏见。一个货币市场的组织，就象劳动市场的组织一样，当然有可能改进一些，但这并不能改变基本过程中的任何东西。
9.现在，我们的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的购买力超过将来的购买力而产生贴水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我现在借出一定单位的购买力，可以规定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更大的数目收回？
这显然是一种市场现象。我们所须研究的市场是货币市场。它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考察的价格－决定过程。每一笔具体的贷款交易都是一种实在的交换。初看起来，商品竟然与其本身相交换，也许有点奇怪。但不管怎样，在庞巴维克对这一点作过讨论之后，再去详细探究下列命题就是不必要的：现在与将来的交换，并不是同样事物相互之间的交换，从而是没有意义的；而倒是象甲地的某物与乙地的某物相互交换一样。正象某一地的购买力可以同另一地的购买力相交换一样，现在的购买力也可以同将来的购买力相交换。赊购交易和外汇套购的相似是明显的，这一点可供读者参考。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让我们立刻就假定是在发展的情况下，货币市场上现在购买力的价值按常规总是以贴水的方式超过将来购买力的价值，那么，商品永久地流向购买力持有者的可能性就从理论上得到了说明。于是资本家可以获得一笔永久性收入，而这笔永久性收入，却在各方面就好象发生在循环流转中一样；尽管其各项来源就个别来讲也都不是永久性的，尽管它们实际上都是发展的结果。任何归属和计算，都不能改变这一作为纯收益的商品流的特性。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表述，一笔无止期的年金的总价值应该有多高。它应该等于一笔这样的款项，即当它以取得利息为目的的贷放出去时，就可以获得一笔相当于年金的收益。因为如果低于年金，那么出借者将会竞相购买年金；而如果高于它，那么潜在的年金购买者将宁愿贷款取利息，而不购买年金。这就是“资本化”的真正原则，它已经预先假定有一个利息率存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一次说，对一笔永久性收益的估价，不会从它们身上取消纯收入的性质。
因此，如果我们解决了现在购买力的贴水问题，我们就回答了构成全部利息议题的三个问题。对于指向资本家的永久性的商品流动——从其中不再作扣除，它也不再流向他人之手——的论证，完全解决了问题；并且依据事实，说明这个流动代表一种利得，或者说是一种纯收益。现在我们将进行这一论证，并逐步完成对这个多方面的利息问题的说明。
10.我们已经说过，甚至在循环流转中，也可能发生而且实际会发生人们愿意借款的事情，即使偿还时比借入时数额要大得多。无论何种动机——临时的穷困、对未来收入增加的预期、意志薄弱、或者深谋远虑——，都可以表示人们依据未来的购买力，来对现在的购买力所作的估价，从而以通常的方式决定他们对现在购买力的需求曲线。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而且一般会有人愿意满足这种需求，只要他们可以获得一笔贴水，足以补偿他们把本来为一定目的所保存的款项借出时所产生的麻烦而有余。因此，我们也可以画出供给曲线。至于详细阐述那种价格（即被决定的贴水）在市场上如何出现，那就没有必要了。
但是，这一类交易通常却没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尤其要注意，它并不是日常营业活动中的必需要素。只有当对现在购买力的控制意味着能对借款者带来更大的未来购买力时，借和贷才可能变为工商业日常事务的一部分，利息也才能从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它实际具有的重要性。由于工商业利润的前景，是对现在一定数目的购买力作出不同估计的关键，所以，我们将暂时撇开所有那些甚至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利息的其它因素。
在循环流转以及在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市场中，想要用一定数目的货币换取更大数目的货币是不可能的。纵然我在人所共知的常规的可能性范围内，使用一百个货币单位价值的资源（包括管理），我从中也只能恰好获得一百个货币单位的进款，而不能再多。我把一百个货币单位无论用于哪一种现有的可能的生产途径，我总是只能从其产品中获得100个货币单位，不会更多——倒是有可能少些。因为一方面这恰恰是均衡位置的特点，另一方面，它代表着各种生产力量的“最佳”组合——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并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在这种意义上，货币单位的价值必然与其票面价值相符，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套利的机会已经利用过了，从而应该被排除在外。如果我用100个货币单位购买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并用它们进行最为有利的生产，我将发现我的产品在市场上正好可以换取100个货币单位。正是依据这些最有利的利用途径，才确定了生产手段的价值和价格，而且，这种最有利的利用途径还决定了我们所意指的购买力的价值。
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事情才会有所不同。只有在那时，当我对我用100个货币单位所购买的生产能力进行新的组合，并成功地把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新产品投入市场时，我才能够从我的产品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因为生产手段的价格不是根据这一次的用途，而是根据以前的用途决定的。于是在这里，有了一笔钱，就有了得到更大的一笔钱的手段。为了这个缘故也是在这种程度上，人们通常把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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