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后，我们还找到了属于纯经济性质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说，这些原因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但尽管如此，它们却未呈现出一个新的理论问题。每一种新的联合，用我们的老话说，都有招致失败的明显危险。尽管工业的所有部门铸成致命错误的情况极少，但是它们还是发生了，并且，如果存在问题的企业具有足够的重要性，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便可由它们而产生。然而，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不过是小小灾难，可以在每个场合作个别解释；但从作为经济过程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当我们对所有项目进行抽象时，是否还剩下什么就很值得怀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说，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的结果，任何具有足够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那么关于危机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就不能多说什么。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相矛盾。因为几乎每一种历史场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以认为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荒唐悖理之处，从而使得任何寻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没有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明显。顺便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大规模危机的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场合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情，较诸进入一般性理论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除了是作为对任何一种实际情况中的诊断或补救方针的一种贡献外，我们再也不能从它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工商业者几乎总是试图用手头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危机，那他们也不都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对于试图建立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性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都是错误的——尽管它不是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对抗，而只是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务的一个明确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这个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同时将我们的讨论转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发现，确立了如下事实：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类危机，它们是繁荣与衰退交迭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有规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变，而这一类要素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到经济生活之中。这个现象产生于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实，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挫折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巨大突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的。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理论分析的目的，我们不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业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与内部的干扰，以便于从理论的角度分离出唯一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不甚重要；同时我们的理论，如果限制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必定与所有更广大范围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称，而这种努力是旨在为完全理解事物的现实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为什么我们意指的经济发展，不是象一棵树的生长那样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为什么它呈现出那种特有的上升与下降呢？
2.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是足够精确的：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象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能够选择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间隔里可以安置实现一个新的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
现在，（a）将要解释这个答案，（b）然后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c）再据而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由它们引起的因果关系的过程（见本章3.）。第三点包含一个新问题，不对此问题加以解决，这一理论就不是完全的。尽管我们接受尤格拉的论点，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体系对于繁荣的反响，或者是对于繁荣所带给这个体系的新情况的适应，这样，对衰退的解释也就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然而，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却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正如读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与我之间在这一点上存在的差异一样。人们还可以立即看到，这个问题已由我们的论点——在不存在困难与不存在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的帮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a）如果我们所谓的新企业真是彼此独立地出现，那么，就不会存在象特殊的、可区别的、显著的和有规律复发的现象那样的繁荣和衰退了。因此，它们的出现一般就会是连续的；它们将会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并且在循环流转中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变化都相对地小，因此，干扰仅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是易于被克服的。于是将会不存在循环流转的重大干扰，从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长的干扰。应该注意，这适用于有关把那种要素当作危机原因的任何危机理论，特别是一切“比例失调”理论；这种现象是从来不会让人们弄明白的，如果不论原因如何，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原因不能这样来发挥作用，从而让其结果得以被连续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繁荣之时与不景气之时。黄金或其它通货膨胀将会仍然加速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将会阻碍它；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经济立法都将会施加它们各自的影响。例如，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被迫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对经济体系进行的调整，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必要清理，对所有经济关系的干扰，战争的蹂躏与社会的动乱，对重要市场的破坏，对所有数据的改变，等等，都将会告诉人们危机和不景气是个什么样子，即使人们对它们还不了解。但是，上述这些将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那种繁荣和萧条。这类事件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自身的活动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而是正象已经足够强调的那样，它们必须通过特殊的外在原因来加以解释。我们应该特别记住一种总是促成，并部分解释繁荣的有利情况，这也就是每一时期的萧条所造成的事态。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存在着大宗失业者，存在着原材料、机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库存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待售，通常还存在着异常低的利率。如同在说明斯皮托夫与米切尔时举例那样，这些事实确实几乎在每一次考查这种现象中都起作用。但是很清楚，我们绝不能依靠这些结果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首先从繁荣中得出萧条，然后又从萧条中得出繁荣的话。因此在这里，由于只有关于事物的原理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彻底阐述那些在繁荣或危机中具体起作用的情况（坏收成、战争谣传，等等）的问题——我们将完全忽略这些结果。
有三种情况增强了新企业成群出现的效果，但是它们却不是与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第一，我们在第二章中的观点允许我们期望：大量新的联合将不会产生于老的厂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与它们并行出现并与它们相竞争——经验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解释波浪式运动幅度时它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角度出发，这既不是一种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要素；对于繁荣与不景气的存在它也不是关键性的。
第二，企业家的需求大批出现的事实，表明整个商业界购买力的极大增加。这就开始了第二性的繁荣，这一繁荣将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普遍繁荣现象的传递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则便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因为新的购买力大量从企业家们手中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转移到“再生产消费”（斯皮托夫）用品的生产者，转移到工人，然后渗入每一个经济渠道，从而所有现存的消费用品最终都会以不断上升的价格出售。于是零售商大量订货，制造商扩大业务，而且为此目的，越来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抛弃了的生产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来。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各个地方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如同在通货膨胀时期，比如当战争开销是用纸币支付，从而暂时获利一样。许多事物漂浮在“次级波”上，而并不具有任何来自真正驱动力的新的或直接的冲击，最后，投机性预期会获得因果意义。繁荣征兆本身，最终将以众所周知的方式，成为繁荣的因素。对于商业指数理论以及对于理解整个商业情况，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级波与第二级波之间的区别才是实质性的；并且我们还要注意，后者可以径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据一种以我们的基本原理为基础而推敲出来的理论，任何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事物都将会找到它的确定的位置。但是在一种象当前这样的阐述中，不可能对这种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产生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印象，而这在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从我们的论点得出的结论是，在繁荣的开始以及在萧条的过程中，误差必定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多数危机理论实际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这个要素。可是，误差不会在超过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现；神志清醒的人们，只有在或多或少仔细地考查了事实的基础上，才进入生产过程。尽管估计不周会发生到危及个别企业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场合或许要危及整个工业，然而通常这却不足以危及整个经济体系。这种一般性错误究竟是如何能产生的，从而使整个体系都受到影响，并且，作为不景气的一个独立的原因，而不只是作为不景气的结果，又将如何得到解释？一旦不景气由于其它理由而来临，它自然会扰乱许多先前相当合理的计划，并且会造成否则就很容易克服的错误变得危险。最初的错误需要特别的解释，否则就什么都不能解释。我们的分析则可以提供这种解释。如果繁荣时期的特征不仅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业活动，而且是实现新的和未经试验的组合，那么，正如第二章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会立即可以明白，误差在那里必定起着特殊的作用，起一种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在循环流转中的作用。尽管如此，可是在这里将不会找到“误差理论”（errortheory）。相反，为了摆脱任何一种这样的印象，我们将隔离这个要素。它的确是一种支持和加强的情况，而不是理解这个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即使没有人做过任何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都不可能认为是“虚假的”工作；即使不存在技术的或商业的“差错”，或“投机狂热”，或毫无根据的乐观和悲观；即使每个人都赋有广阔的先见之明，但仍然会存在周期运动——尽管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繁荣所必然创造的客观情况，将独一无二地解释这个事物的性质。（b）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只是在每一个适当选定的时间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地出现？这完全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使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这意味着，第一，由于第二章已经解释了的原因，实现新的组合是困难的，并且只是具有某种特性的人才能接触到。关于这个问题，最好是通过设想一个较早时期的例子，或者设想一个非常类似于处在经济尚未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也就是处于高级停滞阶段的经济状况的例子。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领导才能，而且只有少数人在这样一种状况里，也就是在一种本身尚未成为繁荣的状况里，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获得成功。可是，如果一个人或少数人成功地前进，那么许多困难便会消失。于是其他人便会步这些先驱者的后尘，就象在此刻所能达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将要明确地去进行那样。他们的成功，通过不断完全克服第二章所分析的障碍，将再次使得上述进程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更多的人跟踪而来，直到最后创新为人们所熟悉，并且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事情。
第二，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企业家的资格或要求条件，同其它特性一样，是依照误差法则在纯一种族群体中分布的，所以，在这方面满足累退标准的个人数目将会不断增加。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况——在黑人人口中少数欧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连续地日益减轻这项任务，那么，更多的人能够和将会成为企业家，于是，在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出现之后，不仅伴随以简单地出现其他企业家，而且出现的数目不断增加，尽管他们日益更不合资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条件。这就是实际情况，而对它的证言我们只不过加以解释。在仍然存在竞争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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