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并入蟋蟀中，正已不然，盖豳民戒寒之语也。”由此可知西河之说盖本于洪氏，不过更详细说明一下而已。《毛诗写官记》前引二节有秦乐天附语云：
“斯螽莎鸡蟋蟀本非一物，且从不变化，此考之前书与验之所见，其乖谬不待言也。即以诗体言之，《七月》凡八章，每章以天时人事相间成文，凡作两层，岂有此章独自五月至十月单指时物，且单指一物而毫不及人事之理。况入室承宇户，次第秩然，其以七月在野承六月莎鸡振羽，犹上章八月其获承五月鸣蜩耳。不善读书，相沿贸贸，得此旷然若发朦矣。”此从文体上来证明西河之说，也颇有趣味，不过他的证据恐亦不十分确实，盖在国风里未必真有那么严密的章法存在也。以上是关于《七月》的丙说，是以毛西河为主的。
姚首源的算是丁说，见于所著《诗经通论》卷八。他解释五月至十月这六句很是特别：
“首言斯螽莎鸡，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螽莎鸡不入人床下，惟蟋蟀则然，故点蟋蟀于后。古人文章之妙不顾世眼如此，然道破亦甚平浅，第从无人能解及此，则使古人平浅之文变为深奇矣。郑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笨伯哉。后人皆从之，且有今世自诩为知文者，谓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以为文字之奇，则又痴叔矣。罗愿曰，莎鸡鸣时正当络丝之候，故豳诗云，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此又以七月三句单承莎鸡言，益不足与论矣。《集传》曰，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按陆玑云，斯螽，蝗类，长而青，或谓之蚱蜢。莎鸡色青褐，六月作声如纺丝，故又名络纬。（今人呼纺绩娘。）若夫蟋蟀，则人人识之。几曾见三物为一物之变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诗》言六月莎鸡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经传有明文，何云变化乎。依其言则必如诗五月之斯螽六月变为莎鸡，七月变为蟋蟀，整整一月一变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学否。”罗端良所说见于《尔雅翼》卷二十五，似可列为异说之一，唯同卷蟋蟀条中又用郑笺原文，谓七月至十月皆谓蟋蟀，又申明之曰：
“说者解蟋蟀居壁引诗七月在野，以为不合，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岁晚则同耳。”孔疏欲弥缝二说乃云：“是从壁内出在野”，未免可笑，罗说自为胜，但云在野外的蟋蟀至岁暮也搬进人家里来亦未必然。罗氏对于七月三句盖无一定意见，似以为并属莎鸡蟋蟀，然则大体还是与姚首源相近，评为益不足与论，过矣。末了还有戊说可以举出来，乃是乾隆的御说，见于《御纂诗义折中》卷九。上边仍说在野在宇在户入床下者皆蟋蟀也，后面却又说道：
“圣人观物以宜民，一夫授五亩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毕出，如在野而动股振羽也，冬令民毕入，如在宇在户而入床下也。豳民习此久矣。”其意盖欲调和郑笺与毛说而颇为支离，道光年间刻《诗经通论》时编校者遂增入此条，说明之曰，“七月在野三句应兼指农人栖息而言，方有意味。”其实据我看来却毫无意味，倒还不如让他分立，或郑或毛都可以说得过去，更不必硬要拉拢来做傻表叔也。
总结以上所说，古来对于七月在野三句的解释大抵共有五派，列举于下：
一，甲派，郑玄说，皆谓蟋蟀。
二，乙派，朱熹说，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但似未说明七月至九月该虫是何名也。
三，丙派，毛奇龄说，言农人居处之有节。
四，丁派，姚际恒说，兼三物言之。
五，戊派，乾隆说，皆谓蟋蟀，又兼指农人栖息而言。似谓《七月》诗皆赋体，唯此章前六句乃是赋而比也，后五句却又是赋了。
这五派又可以归并作两类，即一是指物的，甲乙丁三派属之，一是指人的，丙派属之，戊派则是蝙蝠似的，虽然能飞终是兽类，恐怕只能仍附第一类下罢。指人指物都讲得通，郑康成毛西河所说均干净简单，不像别人的牵强，朱晦庵固然谬误，即姚首源亦未免支离，而乾隆拖泥带水的话更可以不提了。由我看来还觉得郑氏说最近是。孔氏《正义》像煞有介事的讲究文法，虽然也很好玩，于阐明诗义别无多大用处。自夏至秋，听得虫声自远而近，到末了连屋里也有叫声，这样情景实是常有，诗中所写仿佛如此。“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八字句我读了很是喜欢，但看到主观的一“我”字又特别有感触，觉得这与平常客观地描写时物有点不同，不过说来又容易流于穿凿，所以可不多谈，以免一不小心蹈了乾隆的覆辙也。
我在这里深切地感到的是国故整理之无成绩，到了现在还没有一本重要的古书整理出来，可以给初学看看。古书里的《诗经》与《论语》，《庄子》，《楚辞》，似乎都该有一部简要的新注，一部完备的集注，这比牛角湾的研究院工作似乎不高尚，但是更为有益于人。假如有了这样的书，那么这七月在野的疑问早就可以在那里去找得解答，不至于像现在的要去东翻西查而终于得不了要领了。
（廿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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