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具有较高价值之意。然而在十九世纪比较流行的论述中，道和器这对范畴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价值的含意。有些中国学者在试图说明西学而运用这对概念时就有这种情况。1860年以后，那些按照道与器这对概念来看待西学意义的人往往称西学为器，中学为道。这样，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值，是第二位的，而传统的儒学仍被视为高高在上，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值。但到了现在，在承认西方政治理想和制度的价值的同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某些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现了强调器不能与道分离的明显倾向。如果西学被发现有器的价值，其中必有道，因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显然，这种思想路线所暗示的倾向是，颂扬西方不但产生了工具的、第二位的价值，而且也产生了本质的和主要的价值。［17］
尽管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认识到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需要改变，但是他们的共同政治理想并非任何协同一致的思想活动的结果。他们互不来往，却不谋而合。虽则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有助于改变这十年间的学界气氛，但是他们的影响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当时以康有为为其领袖的一群年轻广州士子所发起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影响。
［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4页。
［2］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
［3］ 这已由R.P.多尔等人所证实。
［4］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卷1第93页。
［5］ 多尔：《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第2页。
［6］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1第11—14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收在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1896年，第9—10册。
［8］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9—25、33—46页。
［9］ 贝内特和刘广京：《林乐知和初期的（1868—1870年）》，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第159—196页。又见贝内特编：《1868—1874年研究指南》；《1874—1883年研究指南》。1889年后的英文名称是The review of the times。
［10］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5页。理查德·薛：《谭嗣同思想中的若干西方影响》，见科恩等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194—203页。
［11］ 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6（1962年）第111—112页。
［12］ 宋育仁：《采风集》，见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第1册第6、13—14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5—58、177—180、198—201、228、245—247等页。参见伊斯特门：《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期（1968年8月）第695—710页。
［13］ 《戊戌变法》，第1册第245页。
［14］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第42—61页。
［15］ 宋育仁：《采风集》，第1册第14、15、23、24、26等页。
［16］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第9—15、19—23、42—61等页。参见科恩：《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徒”改革家》，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第197—225页。
［17］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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