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压抑人类的能力和感情。但和严复对传统制度的攻击范围仅限于政治秩序不同，谭氏的抨击还扩大到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教义）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类全部关系中最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绝对统治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谭嗣同认为，父子、夫妻这两种家庭关系和君臣这种政治关系一样，都是腐败的和压制性的。在谭嗣同看来，这三者构成了单一的乖张和压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传统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堕落。
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能生存的人类共同体，谭嗣同呼吁冲决三纲这一令人窒息的罗网，进而消灭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康有为或严复不同，谭并未提出有步骤的改革纲领，他的《仁学》也未指出如何用具体而明确的步骤去实现他的幻想。可是，在这整本小册子中他都用热情洋溢的语言鲜明地表达了完全否定和彻底解放这两个如影随形的主题。在这些语言中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朦胧概念。［10］
从上述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激荡之势包含各种各样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对两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对国家富强的广泛要求。另一个是对宗教道德意义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中。激进思想是由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助长而成的，它打击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础。这样，在1895年之后的数年中，思想冲突不但发生在激进的维新派与保守的士大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维新派之间，这就不足为奇了。1897年下半年，这种思想冲突终于在湖南趋于公开化。
［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1—47页。
［2］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34页。
［3］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2—227页。
［4］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334页。
［5］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49页。
［6］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227—229页。
［7］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1—243、249—250页。
［8］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120页。
［9］ 施瓦茨：《严复与西方》，第42—112页。
［10］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5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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