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明晰了。［1］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2］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1886年去汉口。他各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作调查，从中收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3］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年）为代表的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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