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遍及各地的秘密会社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它往往被地方上层人物所控制或与他们合作）可以作为一种迹象，来说明“中兴”和“自强”虽然不能有效地镇压反王朝的民族主义和抵制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犯，但在扑灭国内传统的反抗形式这一方面却是很有效的。狭义地说，农业组织和土地利用形式的稳定，与其说是政治保守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掌握的技术和支配民众的社会价值观这两者限制的结果。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巨大地产的情况并不普遍。另外，由个别农户（自耕农或佃农）实际耕种的土地平均面积是很小的；超过一定的限度，较大的土地所有者宁可出租其多余的土地，而不愿雇工来耕种。二十世纪的材料表明，农户的大小和耕种规模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表示每人耕种的面积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小块耕作更因以下这一事实而情况不妙：农田容易被分割成若干通常是不同性质并且互不相邻的小块土地。农田的大量边缘土地被浪费，过多的劳动时间用于在小块土地之间来回奔波，合理的灌溉措施也受到了阻碍。大地产的罕见、小块的家庭农田以及典型的土地的小型化，都是传统继承习惯——特别是没有长子继承权——造成的部分结果。因为绅士和农民都一样，在一家之主死亡后，通常由活着的儿子平分家产，他们普遍自立门户。分家的活动可能在一代甚或一代以上时期内被抵制，但是缙绅之族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常常敌不过不可避免的纠纷。因此，就象原始森林一样，尽管个别树木成长、成熟和老朽，森林却继续蔚然在农村蔓延扩大。农田小块化显然是几代人连续把几种差不多大小的土地（稻田、山地、果园等）分给继承人的结果，这些土地原是他们父辈农田的一部分。
即使在分家之前或以后拥有大块土地，这也并不意味着把它作为一个单位来经营。地方缙绅之家只雇劳动力来耕种他们的一部分土地。除了农村信用机构不足，管理技术水平低下和经济作物市场不稳定外，从直接耕种而不是从收租获取更大利润的土地的数量也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现存耕种技术大量而又不均匀地需要劳动力造成的。大量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潜在雇主面临着高昂的监督费用，并且从非本户劳动力（被集约使用，但只在农忙季节才如此）那里取得的收益也在减少。只有改良的种子、较好的肥料和扩大的灌溉才能使供应远地市场的大规模耕作站得住脚，但这些重大的技术改革并没有发生。
因此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以这样一个混合因素为特点：土地和资金不足，过剩的劳动力产生的收益有所减少。但是，如果尽量不用长期的眼光来作任何中期的观测的话，可以说农业仍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并没有内在的经济理由可以说明它本身不能再继续生产。那么多的人口和上层阶层中那么高的文化得到供养和维持（虽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很低），这要归功于传统的技术。许多世纪以来，以大量人力通过建设梯田、灌溉和防涝排水等手段来改造土地而进行的基本投资，也许早在十七世纪起就有可能使得每公顷的大米产量达到2.3公吨。这个数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它代表现代以前农业技术（即在当时还没有大量输入改良的种子、肥料和杀虫药等物品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最高产量。中国每作物公顷平均大米产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2.47公吨，在1955和1956年至1960和1961年的时期只达到2.54公吨。在后一段时期，印度的产量还没有超过1.36公吨。［5］ 但在稳定和停滞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传统农业的平衡是在每人平均产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了。只有少量供应市场的剩余可用作工业原料或供给非农业的部门。反过来，城市产品的实际需要也受到了限制。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
［1］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47—64页。
［2］ 乔启明和J.L.巴克：《中国农村人口集团的组成和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第219—235页。
［3］ 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献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第566—599页，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关于租栈的许多论著。
［4］ 关于十九世纪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甚至还没有任何调查材料可与各种公认还很不够的二十世纪的报告相比。我的论述的部分根据是地方通讯员答复1888年调查表的数字，见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和农村的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23期（1889年）第59—117页。
［5］ 见石川滋：《亚洲人眼光中的经济发展》，第6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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