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了。虽然和约已在4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们。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团的人员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秘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这些人往往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因此，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但是，国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1895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日本人。（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他长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视察过东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务（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日本基督徒的帮助），让郑士良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由于他在中国受挫，他希望在海外发动革命。
1896年在伦敦发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显示孙中山向外国人求助的本领和他适宜于做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品质。孙中山走进了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其原因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有足够的理由假定，他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风险的。他被监禁了十二天，已经准备好把他解送回中国，要使他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在危急时刻，两个当过孙中山的老师的英国人来搭救了他，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获释。孙中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接见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然后写信给英国的主要报纸，对它们以及英国公众和政府感谢。他给新闻界写的信显示了他一生事业的特点，即他相信应诉诸西方人士的纯良秉性，应努力说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国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与他易地而处，也会这样做的。他写道，这整个事件又一次证明了“盛行于英国的慷慨的热心为公的精神，证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现的对正义的热爱……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知道和感到一个宪政政府和一个文明的民族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以后要更积极地为我自己可爱而备受压迫的国家寻求走上进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①
孙中山还写了一篇短短的自传和一本小册子《伦敦被难记》，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但他后来又不予承认。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发表。［2］ 孙中山对外国公众的重视再也没有比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了。他几乎立刻成了国际闻人，尽量利用由此产生的每一点每一滴公开的名声。他不论做什么，哪怕是上教堂，也尽可能着眼于影响舆论。他发展了很广泛的个人联系，从俄国的革命者到英国的传教士，他都有交往。他发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发表在《双周论坛》），呼吁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汉人的贤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欧洲人的建议，在若干年内还希望得到欧洲人的行政帮助。”［3］ 在他从中国驻伦敦使馆轰动一时的获释之后的八个月期间，他俨然以一位世俗传教士或运动领袖这类人物自居——这一运动会使中国身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铺平走向西方商业发展的道路。
因此孙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国准许他返回香港，而列强应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英国仍然认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坚持香港总督在孙中山1895年密谋举事之后不久所颁发的五年驱逐令。孙中山丝毫没有表示气馁，因为伦敦的经验和正在赢得的有利的公众影响使他兴奋异常，这只会使他感到乐观。为了使他能担负未来的重任，他把以后五个月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在英国博物馆读书。孙中山可能是在这几个月接触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后来他就想把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国革命纲领中去。特别是他强烈地被亨利·乔治的思想所吸引，因为亨利·乔治的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例如费边社会主义者——中间风靡一时。同时，他在伦敦的历险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孙中山的声誉日隆，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华侨中间筹集款项。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最有利的同情；这一次同情是来自一批日本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他通过他们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从此他就认为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孙氏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读为Nakayama。他致力于学习日文，广泛交结新朋友。由于欧洲未能给他以帮助，他就只好求助于另一个外国紧邻了（见第六章）。
孙、康、梁之间合作的企图
孙中山和他的新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极其广泛的活动。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间人，他想通过恢复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合作来开始他的活动。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半时间。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为已经青云直上，而且康有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时代日本的中国维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将要比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孙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为则大不如昔。由于康有为现在已被清廷褫夺公民权，似乎在戊戌变法结束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变法运动把许多观点不同的人纠合在一起，并且使传统的思想发挥到了它的极限。有一派，也许可以谭嗣同为最好的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冲决了传统思想的一切樊篱。1895年几乎只有谭嗣同持“全盘西化”这类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难后不久，其他维新分子都逐渐接受了他的遗志。有一个科第出身的毕永年马上加入了孙中山一派。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已经声言，称许可以通过代议制度实现“人民政治权威”和“民治”。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实现这种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东京办了一种报纸。他马上用人民“权利”的字眼代替了仅仅是人民“权威”的字眼，他认为“权利”不能等待着朝廷赐予，“权利只能由每个公民寸步不让地奋力争取到手”。［4］ 梁启超已变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轻士绅的主要代言人；这此青年人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海外，所以他们开始相信传统是一潭死水，必须搞剧烈的政治变革。
孙中山认清了有扩大革命运动的机会，并热切期待它的来临。孙中山与梁启超在1899年底合作办了一个反满的报刊，当那一年12月梁启超去檀香山的时候，孙中山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他的哥哥。对孙中山来说，不幸的是，梁启超去檀香山是带了康有为的指示，衔命去执行康有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会的任务。梁启超被弄得左右两难，一方面是他与康有为及其一切教导的亲密关系和他本人对孙中山潜势力的疑虑，另一方面是他的激进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曾答复过他的这一建议。梁启超继续走着摇摆的道路。他写了许许多多东西，参加了檀香山的一个秘密会社以便设法更好地启迪海外华侨的民智，1900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年10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5］ 当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保皇会决定乘机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们狂热地开始准备一次起事，企图拥立光绪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对孙中山来说，这形势似乎再一次给了他以联合反满力量的机会，而且尽管他对梁启超的幻想已经破灭，他又一次寻求与康有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为表现得很冷淡，致使孙中山的努力不见成效。8月份在汉口爆发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领导，有康有为的支持，但它也被镇压了下去。保皇会此后在流亡状态下继续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所得到的支持。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毕永年和史坚如等原来的绅士改革派的支持，他还尽量同下述这样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广州的绅士、华中和华南的秘密会党、李鸿章及其他大员，以及象香港总督，甚至象菲律宾的叛乱分子这些外国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都远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实际，迹近幻想，但它们仍使北京当局感到震惊。孙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与义和团起事、外国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汉口举事同时交错着进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敌人可能结成联盟的前景所震惊，更因它的上层阶级正开始同情叛乱分子而感到苦恼，所以被迫实行一些比先前设想的更剧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孙中山旋风似的革命活动的间接结果要远远大于它的直接结果。
直接结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孙中山弄到了足够的支持，使他敢于发动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夺取广州，但这次他决定首先在东面开始进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举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月份开始打响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