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多。［1］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2］
新军大力进行教育（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
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年就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904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重新组织起来。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1906年初到1907年1月）。这样就开始了1907至1910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1911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被调往四川。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来。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他很快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甚至梁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学社代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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