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年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起来的。［1］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年的十万人［2］ 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万一千人，［3］ 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4］
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5］ 它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6］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7］ 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物价平均涨一倍，而工资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顿饭。［8］ 尽管一些大企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小小的医务室，开始为工人的工伤付出微薄的补偿金（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并且某些企业主同意提供比较安全和卫生的劳动条件，但是多数工矿的工人仍然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得不到任何保护。［9］ 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对轻微过失动辄罚款和施加体刑，这样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纵监工对工人横行霸道。［10］
工业劳动的技术性不强，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妨碍了工人采取联合行动。然而，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集中的地区，劳工的战斗性最强。在1900到1910年间，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共有工人七万六千人；这个时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罢工中，有三十六次是发生在上海。［11］ 罢工频繁被外国资本家视为不祥之兆；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起码的经济方面的不满，主要是反对低工资，也反对普遍恶劣的劳动条件。罢工是自发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捣毁机器。外国公司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种行动表明对现代工业企业存在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那样。这种情绪是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从农民和工匠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它是十九世纪后期民众反帝运动的继续，并且还使劳工运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按年代顺序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工人罢工经历了三次高潮：1898至1899年有十次罢工；1904至1906年有十五次罢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台有三十四次罢工。显然很容易使人断定，劳工运动是与当时政治事件的主要阶段互相呼应的：首先是列强的侵入、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其次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复苏、抵制美货运动、同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